文/刘永学

一直以为，曹操是个人物。

这种印象，从舞台上得不来，因为舞台上的曹操形象是个白脸奸臣;看《三国演义》也不行，书中矮化阿瞒的文字比比皆是。靠谱一点的还是看点历史，比如读《三国志》之类的典籍，才能领会魏武挥鞭，横行天下，在刀枪剑戟搏击之暇谱就的铿锵诗篇。这样的经历是文章的骨头，李白“蓬莱文章建安骨”，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鲁迅“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等等，都是肯綮的评价。

对此，曹孟德本人也自信满满，他在《短歌行》末句坦言“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歌以咏志，乃曹公的豪迈，于我辈来说，俨然是难于承受之重。腰里别着个死耗子就冒充打猎的，自己心中没有底气不说，旁人也会贻笑大方。所以，我年轻时起笔行文时，内心充满惶惑。那时，我是一个农林场的知识青年，房舍后面一座水库大坝，入夜，走在坝上，流萤飞舞，蛙声一片，不知名的草虫唧唧低吟，在我看来，都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天幕上群星闪烁，不时有流星倏然滑落，那条闪亮的轨迹是不是表达呢?我想应该是，它迸发的，是宿命中的最后光彩，不啻于一首长诗中的诗眼和警句。

有了这种发现，对萦绕在心间的惶恐至少是一种温柔的抚慰。若要说写作单纯是想用文字表达自己，还远不够确切。我想得更多的是，隐匿于许许多多人中间，感受一个人的感受，省察自己的内心，让生命的灵性和力量猛烈而庄严地在体内呼啸而过，对人世间充满陌生的面孔、令人费解的争论、听不惯的语言和音响作出自己的判断和解释。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诠释生活的那把钥匙。日本作家永井荷风曾经说过：“要优先涵养艺术信念。首先要养精蓄锐，使自己有扬鞭策马跋山涉水的意气，然后拥有养马在槽的财资，还必须准备好可以纵情奔跑的广袤平原。”而我当年所处的年代正值“文革”时期，物质和精神都极度贫乏，大作家沈从文被发落打扫历史博物馆厕所，且专司女厕所清理。斯文扫地，情何以堪。很难想象，失去了与过去、历史以及各类古老事物的联系，我们怎么可能找到一个明辨自身位置的参照系?就像我母亲头一次乘坐飞机，遇到万里无云，长空澄澈，那架庞大的航空器仿佛静止在空间里，老人家那一刹那的惊讶亦如我当年的困惑和诧异。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当时的处境就是所谓局限。局限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只有峰回路转，没有柳暗花明。李后主的局限是深宫后院，柳永的局限是佳人红粉，李白的局限是千金买醉，张岱的局限是难出红尘……在局限的困窘下，我的同代人梁小斌写下《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对局限射出的一支响箭。被锁定在局限缝隙中的我自然还没有这等见识，笔下铺排出来的文字如同没有生命的花朵。翻检旧作，物是人非，当时的内容和名称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过去奉若神明的事，今天看来几近滑稽可笑。障碍未除，术何由得?毫无疑问，我还没有找到那条走向世界的通道，真正有意义的生活在远方，那里隐藏着深刻、美丽、神秘、幻境以及未知的光芒，在写作这场漫长的修行当中，我需要的是积累，是经年面壁的底气。

但这并不是说我一无所获，在这个过程中我充分享受了孤独。孤独是一本很大的书，在孤独中更增添了我独自倾诉的愿望，它直接影响了我对人生的态度。岁月流逝，通向世界的大门倏然洞开，我终于可以尽情积累养马在槽的资财，在古今中外辉煌的典籍中贪婪地寻觅：庄子解衣盘礡、孔子睿言妙语、屈原华章灿烂、杨雄一泻千里，三曹的文字、司马迁的文字、李杜的文字、苏东坡的文字、鲁迅的文字、汪曾祺的文字……百川汇聚，大河扬波，吾曹破浪乘风，意下其乐何及?

这是一次新的开始，我所在的位置，仍然是一个出发的基点。我期冀手中的笔能够刺破那层包裹严实的外壳，最终抵达汉语的内核，得其韵，得其神，得其气，得其味，得其意，汪洋恣肆，神游八极，渐渐融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超迈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