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读书有很大收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名师的指点，正所谓“附骥名师，绝不附庸权贵”。

湖南长沙人唐鉴是一代理学大师，不仅在京师士林声望颇高，而且深得道光帝的信任。曾国藩以老乡的名义慕名拜谒这位前辈乡贤，获得唐鉴的倾力指点。后来他给另一个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这样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意思是从唐鉴这里获得了读书之门径，他当天在日记中也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唐鉴指点了曾国藩什么样的读书门径?

第一，指出了读书之宗：“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唐鉴要求曾国藩熟读此书，以此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

第二，指出了读书之法：“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尽精，则万不能通一经。”“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读经的目的是修身，读史的目的是经邦济世。

第三，是静字工夫。道光二十二年十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唐先生言，最是‘静’字功夫要紧。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此后他把“静”字列入了修身日课十二条之中。

唐鉴不仅对曾国藩如何修身、治学有帮助，后来还在曾国藩事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曾国藩只是一个书生，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皇帝为什么想到要他去带兵打仗?那是唐鉴向皇帝推荐的。在晚清许多高官打了败仗，要么选择自杀，要么被朝廷严厉处罚。而曾国藩早年打仗是“屡战屡败”，他也有三次自杀的记录，为什么皇帝没有惩罚他?那也是因为唐鉴。唐鉴在向皇帝推荐时，就事先给皇帝打了一支预防针，他说，曾国藩这个人是一介书生，刚开始办事不会那么顺利，会经过很多挫折和磨难，但皇帝您要给他时间，要相信他最终一定能取得成功。

曾国藩另一个名师是倭仁，由唐鉴推荐，道光二十二年冬，曾国藩向倭仁请教读书修身之法。倭仁是唐鉴很欣赏的理学家，任文渊阁大学士，他的日记当时在士大夫当中广为传抄。那么倭仁又指点了他什么呢?

第一，指出“研几工夫最要紧”。所谓研几工夫，说白了就是要注意思想上刚刚流露出来的苗头，洞悉小到心头的善恶之念、患得患失之心，大到国家治乱之微，都是研几。

第二，写日课。所谓日课，包括写日记、读书札记之类。曾国藩坚持了三十三年，还将日课送给倭仁、吴廷栋等师友批阅，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师友的眉批就像一种监督机制，对曾国藩长期坚持修身治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诚意工夫。曾国藩在道光22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的家书中介绍了向倭仁的诚意工夫：“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尽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卖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倭仁后来因“学业优长”，为两宫太后所器重，聘为同治的帝师。这对曾国藩后来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