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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一位湘西诗人的自白
2016-02-19 10:17:15 [来源:湖南日报] [责编:荆彩] 字体:【

人物档案

刘年,本名刘代福,湘西永顺人。1974年生。第一届新浪潮诗会成员,曾获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中国红高粱诗歌奖。出有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现为《诗刊》杂志编辑。

以铁打铁,以石磨石。

以水洗水,以命依命。

她是低眉菩萨,我是怒目金刚。

刘年

小学的暑假,看到一本书,是说历代诗歌的,没有封面。

——这书没有用,能不能让我扎飞机?我问爷爷讨。

爷爷说,这是本好书啊,然后,开始给我讲好在哪里。翻到了南宋,翻到了《钗头凤》。他讲陆游和唐婉的故事。然后一句句为我读:“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读完了又为我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记得那是在一棵柚子树下,他是用方言读的,背到唐婉的句子时,他已经泣不成声。我趁机跑开,找堂弟们打羽毛球去了。

那时候没想到,被我嫌恶的诗歌,有一天会主宰我的生命。

中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的一个乡镇水泥厂工作。厂房噪音大,粉尘多,阴暗肮脏;每个人牛头马面一样,冷酷、暴躁。没有人正眼看我,任何人都可以叫我做最重最脏最危险的活,每天早上都带着恐惧的心情去上班。尽管每次下班都疲惫不堪,我还是抽时间写日记,有时写点小诗,慢慢地发现,写诗有意想不到的快感。

香港回归那年,我两手空空地回到了老家。从各种各样的小商贩,到四百块一月的小木工,到身份证都没有的三无人员,有事则做,无事则在家里和老太太老爷爷们打五角钱一炮的麻将。因为还在断断续续地写作,心中那点诗性,让我保留了最后的梦想和做人的底线。

为了为父母省钱,我考了中专;为了多挣钱我选择了机械专业;为了多挣钱,我南下广东;为了让父母宽心,我提前结婚生子;为了妻子孩子面子,我不停地奔波劳碌,委曲求全;终于,有了许多朋友、好的口碑,有了新房子、存款。一个深夜,打完麻将后,躺在床上,突然感到莫名的悲哀,其实那天我的手气还不错。我问自己:到底最喜欢的是什么?半晌,才从内心最深处抠出两个字:诗歌。

我不信命,也不认命,开始用心写起诗歌来。在小县城,写诗就像做强盗,是不能公开的。同学们在一起,可以聊钓鱼、麻将、女人,但你若说昨天写了一首好诗,别人会笑你变态、神经病。每天晚上,我都说我要看电视,等孩子妻子都睡了,开始写诗。有时妻子出来上卫生间,就装着看电视的样子。一天她终于发现了,严厉地批评我,难怪你白天做事没有精神,成天弄这些不务正业的东西。我告诉她,我只是没有机会从事文字工作,否则,我可以做得很好。说到后面,我忍不住哭了,她也哭了,说以后不再干涉我的写作。

深夜,一个好朋友突然打电话叫我下楼吃酒。几杯过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别写诗歌了,一起多想点办法挣点钱才是正道。他们都讲你不务正业,作为兄弟替你难受,我知道你的为人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当时,内心比啤酒还要凉。回来凌晨两点钟了,先到儿子的房间看他是否踢被子。他睡得很沉,完全不知道外面有雷雨。我毫无睡意,一边打开电脑,一边想,有机会离开这个小城就好,没机会离开,离开这个让人绝望的世俗人间也好。于是,写了一首很沉重的诗给儿子。第二天,发现没写完,又写了一首。第三天,还有话说,又补写了一首。后来我把它合成了一首诗,就是《写给儿子刘云帆》。

诗歌,拯救了我。

2009年6月,张家界的石继丽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我的诗,推荐给当时湘西州作协的领导张心平,他马上推荐我参加一个笔会。我第一次到北京,《边疆文学》主编潘灵偶然看到了我的诗稿,一首《湘西》打动了他,逢人便背前面的四句:“好想做回土匪,独霸这方山水。赋税不准进来,云雾不准出去。”他说,若想从事文字工作,就去昆明找他。我一生都在等待和寻找这样的机会。

在云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办公桌、电脑,我玩命地工作,回家还写散文和诗歌。我像海绵吸水一样,贪婪地吸着每一滴时间。再怎么苦,不会比水泥厂苦。

有两次,开大会时被人当众赶出去了:“你一个临时工有什么资格来开会,叫你们领导来。”编辑部要派一个人去参加笔会,领导报上了我的名字。有人说,刘年一个农民工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别浪费名额了。再怎么屈辱,也比水泥厂要受人尊重。

我是为自己内心而活的刘年。因为不再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和嘴巴上,你会轻视面子,轻视物质,重视内心。渐渐地,会独立思考一切别人习以为常的事物;会更真诚、简单,因为这样会让自己轻松;会更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因为这样会让自己快乐;为自己而活,会更加在乎自己内心感受,会更重视感情和美,会更坚决地爱,或者恨,这会让自己幸福。

有诗歌的日子里,我前所未有的充实。出租屋虽然只有十来个平方米,但想象力没有边疆和海关。我拒绝了做翡翠生意赚钱的机会,我拒绝了为老总写传记挣十万块钱的机会,我在荒凉的诗歌道路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2012年,我开始在《诗刊》《人民文学》发表诗歌,参加了新浪潮诗会、“青春诗会”,出版诗集《远》;随后获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红高粱诗歌奖等等。喜欢雷平阳的评价:“刘年是我认识的当代诗人中最具骑士精神的诗人。其诗歌有三个出发地:故乡、路上和现状。或卑微如草芥,或灵魂出窍摇身为大黑天神,或孤独地在出租房里瘦如闪电,支撑他骑士精神的仍然是一个自我流放者、一个文学民工和一个重情重义的赤子的混合体。他的诗歌贴心、动人,温暖而又苍凉,适合在子夜的广场上一个人静静地读,用于个人的祭奠或自救。”

我不是天才,我不得不反复地修改诗歌。很多年之后,回过头去看,诗歌也在修改我和我的命运。

2013年,我来到北京。这是艺术家的舞台,是艺术的坟墓。很多艺术家在这里名扬四海,却绝少有艺术家还能在这里保持高水准的创作。可我想搏一搏。我把北京当成一个金碧辉煌的庙宇,把自己当成一个苦行僧,一心沉浸内心世界里,除了写诗,就是看诗。我几乎没有周末和社交。两年了,还没去过长城、故宫和颐和园,其实出租屋左转,就是“万国美女云集处,三里洋场不夜天”的三里屯。

略知内情的朋友,以为我很辛苦,可我自己却觉得置身于一场秘而不宣的狂欢之中。爱,是一种快乐,热爱,则是一种大快乐。诗歌,由一个普通的文体,渐渐地有了体温,有了光芒,甚至有了梦中情人般的圣洁和高贵。

因为爱诗歌,所以做编辑我会像沙里淘金一样,花很多可以不花的精力,去找那些我认为优秀的诗人和诗作。我想把我在诗歌上受到的恩惠,还给那些虔诚的写诗者。做为底层出身的写作者,深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他们默默地坚持和坚守,几乎是一个个孤军奋战、弹尽粮绝的战士。为此,我宁愿得罪那些拿诗歌当做跳板、敲门砖、游戏机或者是买卖的人,哪怕他们手中的权势可以摆布我的命运于股掌之间……他们说,我是中了诗歌的毒,我想也是。诗歌对于我,就像海洛因。

开始,你会觉得诗歌是一条道路,她可以改变人生,带不来钱财但至少可以带来名声。慢慢地你会发现,她是一个道场。

诗人,是需要殉道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