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编者按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湖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省份，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修2007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正在蓬勃开展，两轮修志的总进度、方志工作创新、方志学研究均居全国先进行列。特别是2014年编纂《湖南省志(综合本)》是湖南修志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是继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通志》出版后近130年再次编纂的一部全面、完整的湖南通志。

修志工作艰苦、辛苦、清苦，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编纂地方志需要一批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素质人才。湖南方志界，就有这样一批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求名利的方志人。

易介南：

一支直笔写青史

传承文明做栋梁

两年前，易介南调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担任党组书记、副主任。之前，他担任过湖南一所艺术院校的院长、书记。

方志部门，常被形容是“清水衙门”。整天与书籍打交道，人情应酬也不多，他也乐得清静。闲暇时读读书，不亦乐乎。

其实，地方志的日常工作挺繁琐。上任之后，易介南主抓了几件事。

第一件，有序推进湖南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志(1978-2002)》已出版46部专志，市州志出版5部，县市区志出版82部，均已完成计划的2/3。

第二件，编撰《湖南省志(综合本)》。据了解，这是继清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出版后近130年而编撰的一本通志性综合性的精华本，汇集从古到今湖南省境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精华。

第三件，每年组织编撰一本《湖南年鉴》，记录当年湖南的大事件。

还有，组织专家对《光绪湖南通志校注》点校本进行评审并出版，推进《乡镇简志》编修工作，办好刊物《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等。

易介南说：“地方志常常被人忽视，实际上它又很重要，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的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就特别重视地方志，当年他到茶陵，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看看茶陵的地方志。”

“一支直笔写青史，传承文明做栋梁。这就是我们方志人。”易介南颇感自豪。

(易介南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任国瑞：

板凳一坐十年冷

笑把清汤当酒尝

27岁时，任国瑞在汨罗市官运正红，却主动要求到汨罗市志办当主任兼主修。许多亲友反对，但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在别人躲避犹恐不及时，启动了首届《汨罗市志》的编修。

志书修完后，任国瑞调入岳阳师院，边教书边办刊。第六年他参加《求索》总编公开招聘考绩不斐，一个月内长沙三家单位发来函调，他毅然选择了清苦、辛苦、艰苦的省地方志编委会。朋友亲人问其故，他说三个字：“我喜欢。”

15年来，他的节日、周末和晚上12点之前，都在办公室工作和学习。节日时，家人劝他去公园呼吸花草馨香，他说：“我对书香与烟香更有感情。”同事们戏称他办公室的灯光为“长明灯”。去年4月他因急性胰腺炎两次住院，稍有好转便在病床上改方案和写日记。医生要求他治好病再工作，他笑着说：“心理健康有强大的身体修复能量，能工作了，说明心理上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不想做一个不能工作和学习的人，那样，即使没病，也是行尸走肉。”

别人写日记，或为记事，或为练笔，或为摘抄，他却说：“我写日记是为了自省，使自己少说错话，少做错事。”

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北京等外省的著名方志学家们却称任国瑞像一座山。就地方志而言，他有独著7部，主编志书1部，参加撰写总纂省志21部，点校旧志2部，发表方志学论文30余篇。历时8年，他编写15万字的《屈原年谱》，不仅得到著名楚辞学家、时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教授题写书名，任国瑞也成为全国知名的楚辞学专家。

“板凳一坐十年冷，笑把清汤当酒尝。这就是我们方志人。”任国瑞浅浅一笑。

(任国瑞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

黄俊军：

骨骼化作新文字

青春溶入志篇章

1991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黄俊军，在长沙火车站下车后，找单位费了一番周折。大多数人不知道有这个单位，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

那时，办公楼是依山而建的小楼房，条件十分简陋。黄俊军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是志书出版高峰期，评稿审稿工作量大，而首轮湖南志书大部分编辑加工和审稿就是在那栋老楼完成的。

黄俊军坦言：“中途也想过离开。萌生读博士的念头，其实是想去大学当老师。最终还是没走，一来是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被前辈们恪守敬业、不计报酬和耐得住寂寞的‘志人’精神所感染。朱耀一是我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退休后曾长期帮我们评议、审阅市县志，总是逐字逐句修改志稿，从不问审稿报酬。”

与朱耀一、高尹生、胥亚等“老志人”的一次出差经历令黄俊军终生难忘。“1994年，我陪同他们在怀化评完县志后，又匆忙搭火车去新化评议《新化县志》，由于是区间慢车，车里人多卫生条件差，半夜2点多火车到了新化，人太多车门无法打开，我只能爬车窗先跳下车，年过半百的胥亚和两位老同志朱耀一、高尹生只能爬车窗，踩在我的身上才下了火车，条件如此艰苦，他们都没有半点怨言。”

“骨骼化作新文字，青春溶入志篇章。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黄俊军目光坚定。

(黄俊军系历史学博士、湖南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郑久芳：

文章不写半句空

用心打磨万代香

自1986年调进耒阳市志办以来，郑久芳在此岗位上无怨无悔地工作，一干就是30年。

怀孕那年，她执意坚守岗位，腆着大肚子，在各单位收集资料，直到临产前一刻，才被送进医院。当时，不少人感叹：“这人真是要工作不要命了。”

忙碌的工作，让郑久芳无法兼顾家中事务。2010年初，80多岁的老父亲突发状况，生命垂危，从当地医院转到长沙抢救。此时正逢《耒阳市志》审改的关键时刻，郑久芳忙得抽不开身。当她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脑萎，不认识她了。疼爱她的父亲，没有等到她主编的市志出版，没有看到她从北京带回的荣誉，就这样走了，这也成为她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作为女人，我对家人问心有愧，只要有机会，我会尽己所能去加以弥补。”郑久芳有些哽咽。

工作中的郑久芳，被称为“拼命三郎”。古人云：“人生难修两回志”，郑久芳称她算得上三生有幸，先后参加了两轮《耒阳市志》的编纂。志苑笔耕29载，她先后主编和编辑5000余万字的志鉴及地情资料等书刊，平均每年达200多万字。2010年，郑久芳被国家人社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联合表彰为“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成为建国以来湖南省地方志系统唯一获此殊荣者。

“文章不写半句空，用心打磨万代香。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郑久芳掷地有声。

(郑久芳系耒阳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黄真龙：

故纸化为互联网

实现方志大数据

黄真龙，一个标准的90后文艺青年，曾出版两本个人散文集。毕业后考入地方志部门工作，同龄人更多是不解和劝诫：“去这样一个名不见网络，闻所未闻的地方，没有前途。”

黄真龙只是报以沉默和微笑，在他看来，毕业后就直接踏入了自己喜欢的行业，何其幸哉!

他选择了地方志，地方志向他也敞开了叩问的门扉。等待这个年轻人的，是浩如烟海的典籍，纷繁复杂的资料，重担如山的责任，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

2015年初，《湖南乡镇简志·张家界卷》编纂工作拉开帷幕。夏季，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张家界地方志办一行人的头上，汗水汩汩。他们要去偏远的乡镇，把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与遗迹记录下来，去造访那些还能口述历史的当地老人，让尘封的历史跃然纸上，化为信息流淌在互联网的浩荡历史浪潮中。

李自成兵败屯兵处、刘明灯深山练兵场、玉皇洞石窟、大庸古国历史……这一切，让黄真龙深深痴迷。他说：“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亟待保护的遗迹、遗址、文化，地方志部门没有挖掘出来，世人又怎会知道有这么一块文化宝藏存在呢?”

2015年11月，张家界史志网上线运行，黄真龙是网站管理人员。

“故纸化为互联网，实现方志大数据。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黄真龙一脸认真。

(黄真龙系张家界市史志办科员，湖南省作协会员)

湖南方志在湖湘文化底蕴中生机勃发

——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方志大百科》编委梅森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湖南日报记者：您作为方志界的专家，想请您客观评价湖南地方志在全国方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梅森：近年我开始研究中国方志史。中国方志史的研究脱离不了各省区市的方志史。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存1949年以前的传统省、市、府、州、县、乡镇志共8000余种，就湖南一省存旧志近700种，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看齐。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省份，具有开拓性、率先性的地位。湖南曾进行过一次修志，编写了《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据研究是全国出版的第一部省级新方志。1979年8月24日，湖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恢复编纂〈湖南省志〉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省级修志机构，这是第一份以省级政府名义发出的修志文件。之后，全国其他省份才相继开展修志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您认为湖南地方志有哪些特点?

梅森：湖南方志无论在记述的山水风光、乡土文化、风俗民情，还是思想主旨、形式结构等方面，均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点。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核心价值观。从屈原、贾谊到刘禹锡、柳宗元，从李白、杜甫到王闿运，从周敦颐到王夫之，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到毛泽东，重践履、讲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创新求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民风，略带非正统、游离于正宗之外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湖湘文化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突出个性。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方志文化的精髓。湖南的方志文化就是在这种底蕴和氛围中生长繁育的。

这种特色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上，往往是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取已往的教训。湖南的本土地方志，或为本土人士所编纂，或为外来人士所修撰，蔚为大观，都是文人士大夫关注乡梓、关注现实的产物。湘阴的郭嵩焘、平江的李元度、湘潭的王闿运、黎锦熙、宁乡的黄本骥兄弟、宜章的邓典谟、新化的邹汉勋等等，都是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方志大家。

湖南日报记者：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梅森：改革开放以来，方志事业迎来“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由制度化进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地方志事业。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考察，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就第五次全国地方志的召开专门批示，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国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

时至今日，地方志已形成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为辅业的修志格局，前途一片光明。

湖南日报记者：地方志事业在发展中遭遇到哪些瓶颈?要如何解决?

梅森：毋庸讳言，今天的地方志事业也存在着发展的瓶颈。瓶颈主要是地方志的学术队伍不稳定，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缺乏方志编纂、研究的人才队伍。

打破“瓶颈”的核心，是进一步明确要修“什么样的志书”。如果一部志书记载的内容没有历史智慧，不能问道，那它编写的作用就不大。作为在方志战线工作30多年的老兵，我呼吁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全国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奉献你们的睿智和气魄，建立方志专业院系和研究机构，让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能够深入、健康地绵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