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跃文心里一直记得十年前的那个冬日。料峭寒雨中，他来到位于山西阳城的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

在当地人的娓娓讲述中，陈廷敬被描绘得引人入胜。这段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揭开了一段被历史风尘遮蔽的人和事——

三百多年前的康熙朝，陈廷敬曾做过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任文渊阁大学士。但后人除了知道他是《康熙字典》总纂官，似乎并不太了解他平生的功业。一大原因，是陈廷敬做事踏实，但为人低调。

那一天起，王跃文开始了与陈廷敬穿越时空的多年“对话”。2007年，他以长篇小说记录了这场思想和心灵的双重跋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大清相国》。

十年后，又是一个冬日。

王跃文再次“造访”陈廷敬，一杯清茶，对话古今，谈家谈国，谈规与律，谈德与礼，谈为人、谈为官……

 

 

陈廷敬

家严家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条一是忠诚 二是清廉

王跃文：先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悉心教育。到了晚年，您还曾写过一句诗：“不负当年过庭语，先公曾许是清官”，以此来表达自己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回顾一生，您感觉家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廷敬：家严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老人家教我的不仅仅是识文断字，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四书五经都是理治之书，也是修身养德之书。家慈善良贤德，常以忠厚正直教育子女。记得康熙四年，我回籍省亲完毕，返京之日母亲耳提面命，谆谆告诫我：“汝往哉!吾为汝娶妇嫁女，治装具给资斧焉，慎毋爱官家一钱。”老母说替我娶儿媳嫁女儿，我的一应盘缠及置办官服的钱都从家里拿，不许我贪官家一分钱。我终生为官都谨遵母训不贪不占。回顾平生做人为官，家严家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条，一是忠诚，二是清廉。

 

 

皇城相府中道庄

治家立规一是要严格二是要力行

王跃文：先生自律甚严，治家亦严。您总是嘱咐家里人，凡行为不端、送礼请托者，一律不准进家门;您还曾写家书奉劝弟弟，不要因跑官污了清名。在立规治家方面，可否请您分享一下心得和体会?

陈廷敬：我们陈家从老祖宗那里继承的规矩就是要家风清白。家风讲究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我在京为官五十多年，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来又忝列文渊阁大学士之职。位高权重了，家人会看我怎么做人行事，同僚及百姓也会看我怎么做人行事。每个家庭都有个主心骨，树家风就靠这个主心骨。父亲越来越年迈，我官位越来越高，慢慢就成了陈家的主心骨，树家风的担子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依祖制立下严格的家规，自己身体力行树立榜样。弟弟陈廷弼放临湘知县时，我写诗劝诫说：宦途怜小弟，慎莫爱轻肥。自古官场都是个大染缸，我劝弟弟千万别沾上贪爱轻裘肥马的奢靡生活习气。弟弟在临湘任上官声不错，可惜他后来在广东粮道任上以贪墨之罪被参了，我非常痛心。我立规矩要求家人俭朴度日，自己必须首先这么做。我在京城过的日子很清苦，菜根度日皆为常事。家人因长年吃素脸成菜色，多少有些抱怨，我就得同他们讲清道理。我还为自己家嚼菜根写过诗：残杯冷炙易酸辛，多少京华旅食人。索莫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治家立规，一是要严格，二是要力行。

 

 

皇城相府内城

　德福实为一体

修身立德不可须臾懈怠

王跃文：您说过“耐得清贫始为官”。有一句话叫“当官发财两条道”，您怎么看?在您所处的时世，做个清官其实是很难的。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您却一直能保持清廉。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陈廷敬：正如您所说，做清官确实很难。官场腐败，我忧心忡忡，建议从刹住奢靡之风入手，提倡节俭，以挽颓风。我的建言被采纳，可惜执行不太得力。说到自己能保持廉洁，也没有太多奥秘可言。我是个读书人，始终不忘读书人的本性。自古为学，读书即是修身。修身之要，首在养德。易云：厚德载物。这是千古良训。国语云：惟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为学必致于用，不能心口相悖。我在官场临深履薄五十多年，日子虽然过得清贫苦寒，却能善始善终挂冠还乡，这是最大的福报。德福实为一体，修身立德不可须臾懈怠。

 

 

皇城相府

不但口福当止于半饱大凡名利欲念都应止于半饱

王跃文：您有一个别号，叫“半饱居士”。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您知足知止、从不贪得的谨慎之心。如何平衡积极有为和知足知止的关系，可否分享一下您的心声和感悟?

陈廷敬：“半饱居士”这个别号，实则是我对自己的告诫。我时刻提醒自己，不但口福当止于半饱，大凡名利欲念都应止于半饱。勇者善进，智者知退。天下谋进者多，愿退者少。须知福祚无边，人有竟年。全福之人少有，好处不可占尽。害莫大于无餍，利莫大于止足。惟有止足，进亦不险，退亦无忧。我是在最风光时告老还乡的，无贪位恋栈之念。我归田之后，虽又应诏入阁视事襄理朝政，但只埋头编辑《康熙字典》。

 

 

皇城相府斗筑居内城院落

立规矩 要敢于开生面

王跃文：您刚刚到吏部上任时，就立下规矩：“自廷敬始，在部绝请托，禁馈遗”。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对于“立规矩”的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陈廷敬：我任吏部尚书之前，往堂官那里送银子是常有的事。我上任之日，就在吏部立下规矩，从此以后来部办事不准送钱，也不准受人之托而徇私情。我有个门生在地方做布政使，他想谋个巡抚的职位，一日天黑趁人不备跑到我家里送银子。依官场多年陋规，门生送点礼给老师似乎很自然，但我不循陋规坚辞不受，还把这位门生好好教训了。这位门生不听劝，后来到底出事了，实在遗憾!我主吏部时，事情都敞开来办，举贤荐能唯公唯实。官场陋规是三尺之冰，非一朝一夕之事。倘若大家都因循成例，则诸事不可为，只能尸位素餐做个庸官。立规矩，要敢于开生面。

 

 

皇城相府御书楼

读书人当践君子之道 苦行而乐为

王跃文：您的一生，是积极作为的一生，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生。《国语》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可否请您谈谈对这八个字的看法?

陈廷敬：《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意思是说君子修身立德，好比长途跋涉，必须由近及远;又好比登临高山，必须自下而上。可见，先哲古贤都明白积善成德非常不易。但是，从恶，干坏事则是非常容易的。恶或者坏，契合着人之本性中最脆弱处，人稍不警醒就从这最脆弱处崩塌了。故而，从善、修身、养德，实在是很难的。但读书人当践君子之道，苦行而乐为。

人有毛病有缺点并不足畏顶要紧的是人须时常自我检点 自我反省

王跃文：时人曾送给您八个字的评价：“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您如何修炼到如此之高的境界?

陈廷敬：如此嘉许我的为人，说实话我是十分欣慰的。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肯定有很多毛病。人有毛病有缺点并不足畏，顶要紧的是人须时常自我检点，自我反省。正如荀子所说，每日都要三省吾身。从善向德之行永无竟期，当时刻念着师法先贤、师法大道。虽不可人人成圣贤，但须终生持思慕圣贤之心念。

 

 

皇城相府大学士第

为官者既然立规 自己就先要执行

是为自律同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监督是为他律

王跃文：依规和立德统一，自律与他律结合，这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深得人心的治理智慧。您熟谙历史、洞悉政事，对此一定有很深的感触。

陈廷敬：我曾受命督理钱法，去宝泉局的第一天，我就指天为誓：“此天下钱之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钱，愿诸公同之。”我话音刚落，就有宝泉局官员奉上一枚秦半两，说：“依宝泉局风俗，拿一枚旧钱系在腰间可以避嫌。”区区一枚旧钱，实为铸钱铜料而已，其价甚微;又听说是宝泉局风俗，加上我新来乍初碍于面子，就收下系在腰间。过不多久，宝泉局小吏送一袋样钱到衙署让我检视，依过去成例我可以把样钱留下来自己用。但是，我认为这是宝泉局向官员行贿的戏法，便立下新规矩，不准官员私留样钱。宝泉局小吏拿走样钱后，我看见桌上落下一枚铜钱。一枚铜钱实在不算什么，我一时也不在意。后来，我再去宝泉局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立下不受一钱的誓言，如今不小心就受了二钱。我马上派人回衙署取回桌上的铜钱，又把腰间秦半两取下，一并交还宝泉局。为官者既然立规，自己就先要执行，是为自律;同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监督，是为他律;说到根子上，即从细小处做起，是为积小善而立大德。

 

 

皇城相府字典馆

为官者要紧的不是说话口灿莲花不是作文满纸烟霞而是做事件件踏实

王跃文：先生为官一生，身居高位，却务实低调。这让我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的那种“循吏”，脚踏实地做事，不图虚名。可否请您面向后世的从政者，分享一下自己的为官之道?

陈廷敬：为官者都是读书人，读过很多理治之书，治国爱民的大道理懂得很多，嘴上说的笔下写的都冠冕堂皇，稍不留神就会成为空谈之辈。加上，读书人若不用心则不通实务，官被吏欺的事自古常有。我从小就被父亲教导不可读死书，必须学会干实事的才能。我督理钱法，则细心考究银价跟铜价的关系，提出改铸轻钱以杜绝奸商毁钱鬻铜之后路。我奉命查看灾情，则细探层层报灾及朝廷赈灾环节之弊端，提出赈灾活民在先，勘查灾情随后的办法，既为受灾百姓办了实事，又让某些官员发救灾财少了机会。为官者要紧的不是说话口灿莲花，不是作文满纸烟霞，而是做事件件踏实。

清正廉洁 笃实能干为官者必以此自律自勉

王跃文：请您为后世的为官者题写一段寄语。

陈廷敬：清正廉洁，笃实能干。为官者必以此自律自勉。

 

 

不仅仅是写清官好官

——评《大清相国》

王振耀

人们阅读《大清相国》，多从做事做官角度思考。其实，此书更大的意义是对我国古代体制进行全新角度的解读。这是超出清官、好官的解读，是对于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一部难得的富有政治哲理的文学著作。

一个王朝内部如何运转，君臣关系如何处理，其人文故事、交往细节，往往为我国传统文化所特别注重。不过，每个时代对于前朝故事的描述，往往是依据对于自身时代的理解去重构历史的，历史的细节与现实的理解往往有相通之处。陈廷敬作为康熙朝50余年的名相，其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之多个细节，为作者所特别描述。人们最受感染的，往往是主人公济世救民的情怀。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阅读角度，而理解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笔者曾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担任过八年司长，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应急管理全过程。本书给我的第一个震撼首先是作者对于陈廷敬救灾见解的陈述。作者将历史的真实性纳入作品，典型塑造的同时着墨行政管理技术的细致描绘，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难得之处。清朝自然灾害管理，尤其是康乾时代，其财政十分之一往往拿出来救灾，并且形成较为细致的救灾标准，救灾的程序性管理优于前朝历代，这是灾害史学界的一个发现。但是，将清代灾害健全管理的过程通过生动的典型来描述，从行政管理技术细节上进行细腻的过程分析，使文学作品带有历史细节的真实，确属难能可贵。“地方上受灾，清查灾情，大约需要费时三个月。从省里上报朝廷，大约费时三个月。朝廷审查，大约费时四个月。朝廷又命各地复查，又得花三个月时间。再等朝廷救济钱粮，至少得一年半，有时会拖至两年。”(《大清相国》，第174页)这一生动的描写，将灾害行政管理的弊端描述得如此清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其改革的思路，则更值得注意，这个办法就是救人为主，尽速报灾，火速下拨救济钱粮，然后再进行核查。而不是先行核查，各级周旋，拖延时日，然后下拨救济钱粮。其实，即使发生在2005年前后的我国救灾四级应急响应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同样的逻辑。

国家管理，金融为要。在古代，铸钱时轻时重，往往因情势而定。但书中所写的康熙朝的制钱轻重，却有着关乎国家安危与民生的重要性。古代以铜制钱，铜价与钱的轻重，客观上有着基本关联。清代市场经济发达，铜钱过重，就存在着将铜钱化铜以赚银两的可能。但朝廷决策，往往沿袭旧制，再加上个别官员图谋私利，反而使一些积弊日益加重。即使帝王出于好心，做出决策，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如何将如此技术性的管理化为翔实的细节呈现出来，客观上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在作者笔下，关乎清廷命运的这场币制改革，包括工匠的工钱测定与各个环节的管理，所有细节，计算得相当精确。人们阅读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在学习古代的金融知识。在这里，文学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

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皇帝与地方大员的关系，是本书刻画的一个重点，但作者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跳出传统意义的反腐败逻辑。在中国的体制中，如何管理辽阔的疆域，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挑战。秦汉以后，体制基本定型，清代并不例外。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又要处理许多特殊事务，往往需要进行各类权变，同时又会自然生出一定的行政创新。朝廷如何看待地方的创新，中央权力与地方之间如何形成较为良性的互动机制，是该书所探索的又一个重点。书中所描述的山东、山西、云南、浙江四省的案件处理，属于四个不同案例，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层层深入。通过系列的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缺乏公开竞争的体制中，如何才能展现一个地方官员的才能?迎合上意，调整管理，甚至造假违法，以矫俗干名，在官场中屡见不鲜。书中的几个案例，重点恰恰不是描写腐败的地方官员，而是不腐败甚至十分清廉的官员，只为了自己的仕途，违规违法，沦为误国害民的大奸。作者告诉我们：做官的贪利只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

康熙一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拓展疆域，文治武功，数不胜数。在这些事件中，毫无疑问，陈廷敬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但作者不取宏大事件，而取牵涉国家管理至关重要的体制问题，以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以鲜明的形象来展现，蕴含着深邃的政治哲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曾任民政部救济救灾司司长)

 

 

 

作家王跃文心里一直记得十年前的那个冬日。料峭寒雨中，他来到位于山西阳城的陈廷敬故居皇城相府。

在当地人的娓娓讲述中，陈廷敬被描绘得引人入胜。这段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揭开了一段被历史风尘遮蔽的人和事——

三百多年前的康熙朝，陈廷敬曾做过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任文渊阁大学士。但后人除了知道他是《康熙字典》总纂官，似乎并不太了解他平生的功业。一大原因，是陈廷敬做事踏实，但为人低调。

那一天起，王跃文开始了与陈廷敬穿越时空的多年“对话”。2007年，他以长篇小说记录了这场思想和心灵的双重跋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大清相国》。

十年后，又是一个冬日。

王跃文再次“造访”陈廷敬，一杯清茶，对话古今，谈家谈国，谈规与律，谈德与礼，谈为人、谈为官……

 

 

陈廷敬

家严家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条一是忠诚 二是清廉

王跃文：先生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从小就受到父母悉心教育。到了晚年，您还曾写过一句诗：“不负当年过庭语，先公曾许是清官”，以此来表达自己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回顾一生，您感觉家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廷敬：家严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老人家教我的不仅仅是识文断字，更重要的是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四书五经都是理治之书，也是修身养德之书。家慈善良贤德，常以忠厚正直教育子女。记得康熙四年，我回籍省亲完毕，返京之日母亲耳提面命，谆谆告诫我：“汝往哉!吾为汝娶妇嫁女，治装具给资斧焉，慎毋爱官家一钱。”老母说替我娶儿媳嫁女儿，我的一应盘缠及置办官服的钱都从家里拿，不许我贪官家一分钱。我终生为官都谨遵母训不贪不占。回顾平生做人为官，家严家慈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条，一是忠诚，二是清廉。

 

 

皇城相府中道庄

治家立规一是要严格二是要力行

王跃文：先生自律甚严，治家亦严。您总是嘱咐家里人，凡行为不端、送礼请托者，一律不准进家门;您还曾写家书奉劝弟弟，不要因跑官污了清名。在立规治家方面，可否请您分享一下心得和体会?

陈廷敬：我们陈家从老祖宗那里继承的规矩就是要家风清白。家风讲究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我在京为官五十多年，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后来又忝列文渊阁大学士之职。位高权重了，家人会看我怎么做人行事，同僚及百姓也会看我怎么做人行事。每个家庭都有个主心骨，树家风就靠这个主心骨。父亲越来越年迈，我官位越来越高，慢慢就成了陈家的主心骨，树家风的担子自然落在我的肩上。我依祖制立下严格的家规，自己身体力行树立榜样。弟弟陈廷弼放临湘知县时，我写诗劝诫说：宦途怜小弟，慎莫爱轻肥。自古官场都是个大染缸，我劝弟弟千万别沾上贪爱轻裘肥马的奢靡生活习气。弟弟在临湘任上官声不错，可惜他后来在广东粮道任上以贪墨之罪被参了，我非常痛心。我立规矩要求家人俭朴度日，自己必须首先这么做。我在京城过的日子很清苦，菜根度日皆为常事。家人因长年吃素脸成菜色，多少有些抱怨，我就得同他们讲清道理。我还为自己家嚼菜根写过诗：残杯冷炙易酸辛，多少京华旅食人。索莫一冬差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治家立规，一是要严格，二是要力行。

 

 

皇城相府内城

　德福实为一体

修身立德不可须臾懈怠

王跃文：您说过“耐得清贫始为官”。有一句话叫“当官发财两条道”，您怎么看?在您所处的时世，做个清官其实是很难的。在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您却一直能保持清廉。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陈廷敬：正如您所说，做清官确实很难。官场腐败，我忧心忡忡，建议从刹住奢靡之风入手，提倡节俭，以挽颓风。我的建言被采纳，可惜执行不太得力。说到自己能保持廉洁，也没有太多奥秘可言。我是个读书人，始终不忘读书人的本性。自古为学，读书即是修身。修身之要，首在养德。易云：厚德载物。这是千古良训。国语云：惟厚德者能受多福，无福而服者众，必自伤也。为学必致于用，不能心口相悖。我在官场临深履薄五十多年，日子虽然过得清贫苦寒，却能善始善终挂冠还乡，这是最大的福报。德福实为一体，修身立德不可须臾懈怠。

 

 

皇城相府

不但口福当止于半饱大凡名利欲念都应止于半饱

王跃文：您有一个别号，叫“半饱居士”。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您知足知止、从不贪得的谨慎之心。如何平衡积极有为和知足知止的关系，可否分享一下您的心声和感悟?

陈廷敬：“半饱居士”这个别号，实则是我对自己的告诫。我时刻提醒自己，不但口福当止于半饱，大凡名利欲念都应止于半饱。勇者善进，智者知退。天下谋进者多，愿退者少。须知福祚无边，人有竟年。全福之人少有，好处不可占尽。害莫大于无餍，利莫大于止足。惟有止足，进亦不险，退亦无忧。我是在最风光时告老还乡的，无贪位恋栈之念。我归田之后，虽又应诏入阁视事襄理朝政，但只埋头编辑《康熙字典》。

 

 

皇城相府斗筑居内城院落

立规矩 要敢于开生面

王跃文：您刚刚到吏部上任时，就立下规矩：“自廷敬始，在部绝请托，禁馈遗”。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对于“立规矩”的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陈廷敬：我任吏部尚书之前，往堂官那里送银子是常有的事。我上任之日，就在吏部立下规矩，从此以后来部办事不准送钱，也不准受人之托而徇私情。我有个门生在地方做布政使，他想谋个巡抚的职位，一日天黑趁人不备跑到我家里送银子。依官场多年陋规，门生送点礼给老师似乎很自然，但我不循陋规坚辞不受，还把这位门生好好教训了。这位门生不听劝，后来到底出事了，实在遗憾!我主吏部时，事情都敞开来办，举贤荐能唯公唯实。官场陋规是三尺之冰，非一朝一夕之事。倘若大家都因循成例，则诸事不可为，只能尸位素餐做个庸官。立规矩，要敢于开生面。

 

 

皇城相府御书楼

读书人当践君子之道 苦行而乐为

王跃文：您的一生，是积极作为的一生，也是修身养性的一生。《国语》有言：“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可否请您谈谈对这八个字的看法?

陈廷敬：《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譬如远行，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意思是说君子修身立德，好比长途跋涉，必须由近及远;又好比登临高山，必须自下而上。可见，先哲古贤都明白积善成德非常不易。但是，从恶，干坏事则是非常容易的。恶或者坏，契合着人之本性中最脆弱处，人稍不警醒就从这最脆弱处崩塌了。故而，从善、修身、养德，实在是很难的。但读书人当践君子之道，苦行而乐为。

人有毛病有缺点并不足畏顶要紧的是人须时常自我检点 自我反省

王跃文：时人曾送给您八个字的评价：“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您如何修炼到如此之高的境界?

陈廷敬：如此嘉许我的为人，说实话我是十分欣慰的。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肯定有很多毛病。人有毛病有缺点并不足畏，顶要紧的是人须时常自我检点，自我反省。正如荀子所说，每日都要三省吾身。从善向德之行永无竟期，当时刻念着师法先贤、师法大道。虽不可人人成圣贤，但须终生持思慕圣贤之心念。

 

皇城相府大学士第

为官者既然立规 自己就先要执行

是为自律同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监督是为他律

王跃文：依规和立德统一，自律与他律结合，这是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深得人心的治理智慧。您熟谙历史、洞悉政事，对此一定有很深的感触。

陈廷敬：我曾受命督理钱法，去宝泉局的第一天，我就指天为誓：“此天下钱之由出也，吾自矢不受一钱，愿诸公同之。”我话音刚落，就有宝泉局官员奉上一枚秦半两，说：“依宝泉局风俗，拿一枚旧钱系在腰间可以避嫌。”区区一枚旧钱，实为铸钱铜料而已，其价甚微;又听说是宝泉局风俗，加上我新来乍初碍于面子，就收下系在腰间。过不多久，宝泉局小吏送一袋样钱到衙署让我检视，依过去成例我可以把样钱留下来自己用。但是，我认为这是宝泉局向官员行贿的戏法，便立下新规矩，不准官员私留样钱。宝泉局小吏拿走样钱后，我看见桌上落下一枚铜钱。一枚铜钱实在不算什么，我一时也不在意。后来，我再去宝泉局的时候，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立下不受一钱的誓言，如今不小心就受了二钱。我马上派人回衙署取回桌上的铜钱，又把腰间秦半两取下，一并交还宝泉局。为官者既然立规，自己就先要执行，是为自律;同时，又要接受别人的监督，是为他律;说到根子上，即从细小处做起，是为积小善而立大德。

 

 

皇城相府字典馆

为官者要紧的不是说话口灿莲花不是作文满纸烟霞而是做事件件踏实

王跃文：先生为官一生，身居高位，却务实低调。这让我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推崇的那种“循吏”，脚踏实地做事，不图虚名。可否请您面向后世的从政者，分享一下自己的为官之道?

陈廷敬：为官者都是读书人，读过很多理治之书，治国爱民的大道理懂得很多，嘴上说的笔下写的都冠冕堂皇，稍不留神就会成为空谈之辈。加上，读书人若不用心则不通实务，官被吏欺的事自古常有。我从小就被父亲教导不可读死书，必须学会干实事的才能。我督理钱法，则细心考究银价跟铜价的关系，提出改铸轻钱以杜绝奸商毁钱鬻铜之后路。我奉命查看灾情，则细探层层报灾及朝廷赈灾环节之弊端，提出赈灾活民在先，勘查灾情随后的办法，既为受灾百姓办了实事，又让某些官员发救灾财少了机会。为官者要紧的不是说话口灿莲花，不是作文满纸烟霞，而是做事件件踏实。

清正廉洁 笃实能干为官者必以此自律自勉

王跃文：请您为后世的为官者题写一段寄语。

陈廷敬：清正廉洁，笃实能干。为官者必以此自律自勉。

 

 

不仅仅是写清官好官

——评《大清相国》

王振耀

人们阅读《大清相国》，多从做事做官角度思考。其实，此书更大的意义是对我国古代体制进行全新角度的解读。这是超出清官、好官的解读，是对于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一部难得的富有政治哲理的文学著作。

一个王朝内部如何运转，君臣关系如何处理，其人文故事、交往细节，往往为我国传统文化所特别注重。不过，每个时代对于前朝故事的描述，往往是依据对于自身时代的理解去重构历史的，历史的细节与现实的理解往往有相通之处。陈廷敬作为康熙朝50余年的名相，其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之多个细节，为作者所特别描述。人们最受感染的，往往是主人公济世救民的情怀。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阅读角度，而理解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笔者曾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担任过八年司长，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应急管理全过程。本书给我的第一个震撼首先是作者对于陈廷敬救灾见解的陈述。作者将历史的真实性纳入作品，典型塑造的同时着墨行政管理技术的细致描绘，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难得之处。清朝自然灾害管理，尤其是康乾时代，其财政十分之一往往拿出来救灾，并且形成较为细致的救灾标准，救灾的程序性管理优于前朝历代，这是灾害史学界的一个发现。但是，将清代灾害健全管理的过程通过生动的典型来描述，从行政管理技术细节上进行细腻的过程分析，使文学作品带有历史细节的真实，确属难能可贵。“地方上受灾，清查灾情，大约需要费时三个月。从省里上报朝廷，大约费时三个月。朝廷审查，大约费时四个月。朝廷又命各地复查，又得花三个月时间。再等朝廷救济钱粮，至少得一年半，有时会拖至两年。”(《大清相国》，第174页)这一生动的描写，将灾害行政管理的弊端描述得如此清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其改革的思路，则更值得注意，这个办法就是救人为主，尽速报灾，火速下拨救济钱粮，然后再进行核查。而不是先行核查，各级周旋，拖延时日，然后下拨救济钱粮。其实，即使发生在2005年前后的我国救灾四级应急响应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同样的逻辑。

国家管理，金融为要。在古代，铸钱时轻时重，往往因情势而定。但书中所写的康熙朝的制钱轻重，却有着关乎国家安危与民生的重要性。古代以铜制钱，铜价与钱的轻重，客观上有着基本关联。清代市场经济发达，铜钱过重，就存在着将铜钱化铜以赚银两的可能。但朝廷决策，往往沿袭旧制，再加上个别官员图谋私利，反而使一些积弊日益加重。即使帝王出于好心，做出决策，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如何将如此技术性的管理化为翔实的细节呈现出来，客观上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在作者笔下，关乎清廷命运的这场币制改革，包括工匠的工钱测定与各个环节的管理，所有细节，计算得相当精确。人们阅读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在学习古代的金融知识。在这里，文学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

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皇帝与地方大员的关系，是本书刻画的一个重点，但作者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跳出传统意义的反腐败逻辑。在中国的体制中，如何管理辽阔的疆域，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挑战。秦汉以后，体制基本定型，清代并不例外。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又要处理许多特殊事务，往往需要进行各类权变，同时又会自然生出一定的行政创新。朝廷如何看待地方的创新，中央权力与地方之间如何形成较为良性的互动机制，是该书所探索的又一个重点。书中所描述的山东、山西、云南、浙江四省的案件处理，属于四个不同案例，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层层深入。通过系列的典型案例告诉我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缺乏公开竞争的体制中，如何才能展现一个地方官员的才能?迎合上意，调整管理，甚至造假违法，以矫俗干名，在官场中屡见不鲜。书中的几个案例，重点恰恰不是描写腐败的地方官员，而是不腐败甚至十分清廉的官员，只为了自己的仕途，违规违法，沦为误国害民的大奸。作者告诉我们：做官的贪利只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

康熙一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拓展疆域，文治武功，数不胜数。在这些事件中，毫无疑问，陈廷敬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但作者不取宏大事件，而取牵涉国家管理至关重要的体制问题，以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以鲜明的形象来展现，蕴含着深邃的政治哲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曾任民政部救济救灾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