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

有太多的名臣、名相，需要历史永远铭记。而且，经过时间选择的历史名臣，总有其穿越时空而长存的理由。依笔者看，陈廷敬在当下之热，不能完全归功于《大清相国》概括的“等、稳、忍、狠、隐”五字秘诀。如果陈廷敬仅精于做官，是不能越过历史长河而名垂青史的，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幸臣而非名臣。那么，陈廷敬事君、为臣之要究竟在何处呢?

《清史稿》陈廷敬列传只有1300多字，所记内容并不多，对他的官声、才情、品行、功绩的记载，多见于其他传记、野史之中。从各方面的记载综合起来看，陈廷敬既是一个能臣，还是一个廉臣。可以想见，被康熙誉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的最大原因，或许就在此处。

作为“能臣”，他通晓经义、精于实务。陈廷敬博学多才，年届七旬仍主持编纂《康熙字典》，而且通晓儒家义理，长期担任侍读、侍讲学士，“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仍直经筵”，皇上都多次肯定他经讲“有所裨益”。同时，他又精于政事。最为著名的，就是《清史稿》记载的两篇上疏。其一是关于钱的铸造，其二是讨论俭朴、吏治。尤其在后一上疏中，他强调“吏不以曲事上官为心，然后能加意于民”，并提出“每月吉集众讲解圣谕，使知功令之重在此。而皇上考察督抚，则以洁己教吏，吏得一心养民教民为称职，庶几大法而小廉”等教育、考核官吏的主张。可以说，这种儒学造诣精深而又通晓实务的忠诚官员，是难能可贵的。当然，更为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彻底的“忠臣”。在权臣纷起、尾大不掉的早清时期，他不与“索党”、“明党”沆瀣一气，就更为顺治、康熙所看重了。

作为“廉臣”，他一生清白为官、从不妥协。《清史稿》载“上御门召九卿举廉吏，诸臣各有所举，语未竟，上特问廷敬，廷敬奏‘知县陆陇其、邵嗣尧皆清官，虽治状不同，其廉则一也’，乃皆擢御史。始廷敬尝亟称两人，或谓曰‘两人廉而刚，刚易折，且多怨，恐及公’。廷敬曰‘果贤欤，虽折且怨，庸何伤’”。心底无私天地宽，说的就是这种境界。

康熙二十七年，张汧行贿案涉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因牵连甚广，皇上搁置一旁暂不察问。陈廷敬因与张汧是儿女亲家，当即就以父亲年事已高为由，告假归乡侍奉老父。这种当机立断、引咎而退，对自己都不肯妥协的做法，正是修为极深、律己极严的必然结果。我们常说，儒家讲求中庸之道，这是一般而言。其实，在原则和底线面前，真正的儒者必然是大义凛然、宁折不屈，绝不会委曲求全、苟全性命，需要舍生取义时，决不皱一下眉头。儒家学说和主张能流传千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与这种刚烈、果决密不可分的。而陈廷敬作为儒家人臣，集“能臣”、“廉臣”于一身，恰恰表现了一个真正儒者的尊严和风范，从而毕其一生实践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

陈廷敬是儒家的人臣典范。这种“几近完人”的人格魅力，这种为官行事的公正作风，即使到了今天也熠熠生辉、令人敬仰。

(《大清相国》王跃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