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参赛队员在广场舞大赛上翩翩起舞。当天，“全民健身 舞动健康”长沙社区广场舞大赛在省森林植物园开赛，来自全市各社区的80支队伍，2000余名选手参赛。(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伍和云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金庸在武侠小说里描述：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黄勇军在调研报告里讲述：有广场的地方就有广场舞。

广场舞，一种低成本的全民健身方式，最近10年火遍大江南北，对之诟病的“杂音”也一直未曾停歇。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访问学者黄勇军，从2012年开始，跟妻子米莉(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一起带领学生对广场舞进行研究，从文化、精神和社会等层面为广场舞“辩护”。

今年10月，黄勇军做了3年的“广场舞研究”项目，入选2015年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黄勇军说，自己的“辩护”得到了“官方”认可。

大妈们的“江湖”

“早点过去，把热场舞跳起来。”11月14日18时左右，家住芙蓉中路新世纪花苑的姚桂芬接到了舞蹈队领队的电话，短短的11个字，却让她的神情紧张起来。

这通电话的意思，别人也许不懂，但姚桂芬非常清楚，领队得到了消息，今晚会有人来“挑战”。

63岁的姚桂芬在贺龙体育场前坪广场跳了6年广场舞，从最初的《浏阳河》跳到现在的《小苹果》，这个广场上的风云变幻，她见了很多。

11月14日，在连续几日降雨之后，长沙迎来了一个阴天。20时左右，记者来到贺龙体育场前坪广场，这里正在上演“舞林大会”，大妈们按各自的“流派”和团队，自觉地聚在一起，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的曲目和动作，偶尔有雷同的歌曲，动作也会有变化。

姚桂芬所在的舞蹈队正在跳《我从草原来》，这是一首新曲，领队重新编排了动作。这一晚，姚桂芬担心的“挑战”并没有发生。

但“挑战”随时都会发生。姚桂芬告诉记者，如果一个舞蹈队长时间没有编排新曲，人气不旺，其他的舞蹈队就会向你发起“挑战”，占你的地盘，抢你的队员。

除了外部“挑战”，内部纷争也常常暗流涌动。

“队员们有固定的位置，不能随便乱站。”姚桂芬说，自己跳了6年，才从最后一排跳到了第一排的位置。位置的安排取决于入队时间长短、舞姿优美程度、对舞蹈队的贡献等因素。

广场舞在圈子里有个“接地气”的别称——绝经舞。这个别称将跳广场舞的人群划定得非常清楚：50岁以上的大妈们。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群50岁以上的大妈们，将自己在广场舞中的“江湖地位”看得非常重。

“跳广场舞，最初的想法是健身，后来发现它更是一剂精神‘补药’。”长沙理工大学退休老师曾素琴告诉记者，在中国社会里，多数女人会以家庭为重，过了50岁，孩子长大了，自己即将退休，突然发现家庭中自己不再是主角，社会上也不再需要自己，失落感会陡然增强，广场舞正是给了在时光中无奈老去的大妈们以鲜活的生命。

在长达3年的跟踪调研中，黄勇军发现，这群几乎被社会遗忘的大妈们在广场舞里找到了自信，跳的时间久了，慢慢地就形成了社交圈子，谁家有困难了也会相互帮助，广场的“舞林江湖”中发生了很多血肉丰满、气息鲜活的人和故事，蕴含着诸多人文话题和社会课题，广场舞才是真正属于大妈们自己的“江湖”。

社会“杂音”

如果天气晴朗，每天19时30分到21时30分，贺龙体育场前坪广场是长沙城里最复杂的“江湖”之一。这里因其宽阔的场地、便利的交通，加上附近居民众多，使得各个社会层次的人交织在一起，或跳广场舞、交际舞、健身操;或玩轮滑、打太极、舞剑……也有人乐做“江湖”看客，静静地注视着各种人群的动态。

最庞大的人群非广场舞莫属，往往要占去一大半的场地。但这个可同时容纳上千人跳广场舞的地方，也常常会出现不和谐的“杂音”。

今年夏天，周阿姨就跟一群玩轮滑的年轻人在这里上演了一曲“宫心计”。

一群年轻人，占了周阿姨舞蹈队跳舞的地方玩轮滑，多次协商都不让步，最后周阿姨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劝走了这群年轻人。

除了这种“门派”之争，“反舞者”的声音，更让大妈们头痛不已。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广场舞大妈们都能像周阿姨那么幸运，可以在附近找到一个大广场，很多只是聚集在小区内或街角的空地，扰民难以避免。

“从19点到21点左右，家里没法看电视。”长沙市新开铺路兴威帕克水岸小区的朱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住一楼，正对着小区广场，大妈们将跳舞的音乐开得很大，吵得要死，他曾多次站出来反对。

说大妈们扰民、侵占公共资源的反对声，最近几年在媒体的报道上不绝于耳。比如陕西大妈和烧烤摊主打过架、浙江大妈和小孩闹过别扭、广西大妈用砖块堵路、湖北大妈遭人泼粪……

为了缓解矛盾，大妈们也作过积极的努力。

唐阿姨居住的小区没有广场，她便经常到邻近的兴威帕克水岸小区来跳舞，在遭到小区居民反对后，她动员大妈们从小区中央广场移到了小区外面的广场上，并把音乐声音调小，每天21时左右结束。不仅如此，她还动员其他大妈们一起义务打扫广场和小区的卫生，在大妈们的努力下，矛盾得到了缓解。

“大妈们跳广场舞需要自律和规范，社会也应该给予理解和包容。” 黄勇军说，别看发生冲突时，大妈们的声音很响亮，但事实上她们是最无助的一群人，应该有人站出来为大妈们“辩护”。

让广场舞“跳”上国际舞台

在大妈们最需要的时候，黄勇军和妻子米莉站了出来。

两位教授与广场舞的接触，缘于3年前课堂上的一次辩论。

2012年，黄勇军组织学生进行了一场以“自由的边界”为题的辩论。谈到“广场舞”的话题时，学生们分为了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认为“广场舞大妈影响了居民、侵占了公共资源”，一派则认为“广场舞大妈也有跳舞的自由”，辩论得异常热烈。

“回家后，黄勇军跟我聊起了这个事，我们都认为是个很值得探究的社会现象。”米莉说，广场舞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也体现出转型期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奇怪的是，它长期被主流话语体系漠视，成为了学术研究中一个怪异的“冷热点”，“热”是指每个人对广场舞都不陌生，“冷”是指目前学术界针对广场舞成系统的研究屈指可数。

黄勇军认为，一个参与人数如此之多，存在时间如此之长，在地域上覆盖了整个中国甚至波及到世界的社会现象，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和角度，都有值得研究的学术价值。学者的本能和直觉，让黄勇军和米莉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小组，把广场舞拉到学术层面上来分析探讨。黄勇军让有兴趣的同学自己报名，很快，广场舞研究团队召集到了12名在读本科生和4名在读研究生。

从2012年秋天起，黄勇军和米莉带领团队对广场舞大妈们进行了3年的跟踪调研。对湖南、宁夏、江西3省区8个地区的20多支广场舞团队，100多人进行了深度调查。

调研中，黄勇军发现，对于一生拘谨、局促的“广场舞大妈”来说，广场舞能获得对美的追逐、庞大的社交圈子，以及个体意识的解放，“广场舞”的出现，很好地填补了大妈们心灵深处的孤独感，成了她们的精神依托，大妈们离不开广场舞。

黄勇军和米莉决定站出来为广场舞“辩护”。

最初的“辩护”方式是推广。不管是在国内的学术论坛上、还是在国外的讲座上，只要有发言的机会，黄勇军和米莉就会向大家介绍广场舞。在他们的推广下，广场舞开始由国内街角，“跳”到了国际舞台。法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的媒体都争相报道了两位中国教授在国外推广广场舞的事情。

今年，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出书。目前，《喧嚣的个体与静默的大众——广场舞中的当代中国社会生态考察》一书已经出版。“希望能通过此书，让更多的人能包容广场舞的存在。”黄勇军说。

今年10月，黄勇军和米莉做了3年的“广场舞研究”项目，入选了2015年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这更坚定了黄勇军的信心。

“入选重点项目，说明我的‘辩护’得到了‘官方’认可。”黄勇军说，现在准备将“辩护”方式升级，上升到政策和法律层面，希望引起主管部门的重视，找到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为“广场舞大妈”寻找到一块能够随心起舞的地方。

广场舞的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尽管在和“反舞者”的长期拉锯战中，“广场舞大妈”均以息事宁人而告终，但为了维护这片属于自己的“江湖”，大妈们也想出了许多“高招”，并成立了协会，希望在组织的大旗下，争得和谐发展的机会。

在反对者声音最激烈的2013年年底，长沙市广场舞协会成立，下设芙蓉、雨花、天心、开福、岳麓、高新六个分会和一个直属爱心义工团，目前已吸纳5200余名会员。

会长刘美伊告诉记者，噪音扰民、有些社区没有跳舞场地、广场舞队伍之间存在纠纷等问题，广场舞协会都能够介入协调，协会还根据居民的作息时间和重大活动规范了广场舞的时间，比如遇到高考等重要节点，协会就会出面引导广场舞团队调整舞蹈时间，希望通过这些努力能让长沙广场舞有序健康地发展。

“既然大妈们离不开广场舞，政府为何不能正确引导?”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访问学者黄勇军在《广场舞与湖南省中老年女性健身方式治理研究》报告中，建议政府部门从硬件规划和软件改革上下功夫，让广场舞未来跳得更欢畅。

事实上，政府部门也正开始着手规划广场舞这项有上亿参与者的全民运动。

2015年9月4日，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从活动场地、广场舞普及推广、规范管理等方面对广场舞的有序发展作出了规划和要求。

长沙市广场舞协会会长刘美伊认为，这是将广场舞“扶正”的重要举措，这种将广场舞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的举措，将会使广场舞越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