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习近平同志告诫文艺工作者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指出：“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

判断文学作品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除了作家本身的创作意图和创作动机，更要看具体文本是否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时代，是否近切而动情地传达人民的心声、期望和情感。一句话，要看作品是否体现人民性，是否是向着人民的文学。

我们处在一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作家要在人民群众的创造中完成文学创造，积极投身到生活当中去，使自己笔下的文字反映社会的进程，讲好中国故事，讴歌人民的奋斗，抒发人民的豪情壮志，同时也要给时代和人民的伤痛予以抚慰。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家，大多都是以人民为中心而创作的典范。杜甫的诗被称作“诗史”，就在于他贴近时代脉搏，关心人民痛痒，传达人民心声。他的“三吏”、“三别”真实地纪录了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关爱和同情;而诗人的欢乐也正是人民的欢乐，比如他“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时候，正是战乱得到平复人民可望安定的时候。鲁迅先生“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深刻而艺术地体现在其作品之中，他的《故乡》《祝福》《孔乙己》等名篇，都是剖析社会、同情人民、同情弱者的典范之作。鲁迅先生即便在作品中进行国民性批判，其情感指向也是对民族和人民的爱。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柳青、周立波、路遥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其作品都体现了鲜明而突出的人民性，都是向着人民的文学。

“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关键。

作家在为人民的欢乐而欢乐，为人民的喜悦而喜悦的同时，也要饱含忧患之心，要有同人民共患难的情怀。文学创作不应该回避苦难和矛盾、不应该回避社会的复杂性，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题中之义。文学如果把生活的矛盾和人民的艰辛痛苦完全屏蔽，则是对人民痛痒漠不关心，恰恰违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要歌颂人民的伟大创造和高尚情操，给人民传递精神火炬，又要对假恶丑予以抨击，对人民的疼痛予以慰藉。作家具备了这种与人民同欢乐、共忧患的情怀，其创作就能密切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深度介入社会现实、勇于探索真理、不懈追求理想，不仅能对人民的苦难感同身受，更能给人民带去光明和温暖。

无论中外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都体现了这种可贵品质。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深刻控诉了德国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行，揭露了战争对美好人生的毁灭;同时，又赞美了普通人对爱和生命的永恒追求，闪烁着美好的人性光辉。读这部小说，叫人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两个人的眼睛，一个是小说主人公索科洛夫那双充满了绝望忧郁、叫人不忍多看的悲伤的眼睛，一个是他收养的孤儿万尼亚那双像天空一样清澈的蓝眼睛。小说能在苦难中唤起希望的正是万亚尼那双蓝眼睛，它是生活得以生生不息的火焰。沈从文的《边城》尽管每字每句背后都渗透着浓浓的悲剧意识，文化的冲突、现实对理想的挤压、人的孤独、命运的偶然与必然，使这部小说沉重而忧伤，但同时这部小说更是如此的温暖而美好。作者含着泪，含着微笑，着力表现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美好纯朴的心灵，表现他们的善良和忠贞，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责任的坚守。作者竭力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路遥在《人生》、《平凡的世界》里通过对高加林、孙少平等人物形象的塑造，既对他们面临的不公平的人生和曲折的命运作了深刻的揭示，更是饱含深情地礼赞了一代农村青年的满怀理想的坚韧奋斗，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双重升华。

向着人民的文学，必定是向善向上向美的文学。

(作者为著名作家、湖南省作协专职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