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粮大省是如何炼成的

——我省水稻良种的研究与推广历程揭秘

1976年，杂交水稻研究全国展开协作攻关。图为湖南杂交水稻专家尹华奇(右一)、袁隆平(右二)和广西水稻专家张先程(左一)、江西水稻专家颜龙安(左二)在杂交水稻试验田间工作。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井冲村香两优68制种田。

本版图片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吴义国

告别细雨就是晴天，眼下又是水稻插秧的时节。

湖南是一个以水稻为主体的产粮大省，过去培育出了大量的常规品种，也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俗话说“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种子的选育和良种的推广是水稻生产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日前，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党史联络组联合编制了《湖南水稻良种的研究与推广纪实》，翔实记录了自湖南和平解放以来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实施的数次水稻品种改良和推广变革。春耕时节，记者通过探访有关人员、查阅相关史实资料等，为读者“揭秘”：“产粮大省”是如何炼成的。

一改：从“户户留种”到“海选良种”

新中国成立以前，湖南是“家家种田，户户留种”，品种虽然繁多，但参差不齐、产量不高。到1936年，湖南才先后设立“湘米改进委员会”和“省农业改进所”，开始水稻品种的改良。1945年以后，农业试验、推广机构一再裁撤，经费一再压缩，人员遣散回家，工作无人过问，到1948年，全省良种面积仅15万亩。

湖南和平解放后，新成立的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推广良种十分重视。为解决优良品种的种源，湖南建立了良种预约繁殖区，向农民预约繁殖早期育成的单季稻改良品种，同时指导种植良种地区的农民选种、留种、互换良种、引进外地良种，以扩大良种面积。同时，还积极抓好地方良种的评选与推广。首先在醴陵评选出双季间作晚稻良种10个，随后又在长沙、湘潭等地开展大规模的评选工作，评选出良种50多个。评选出的良种通过“现身说法”，获得了农民的青睐。如醴陵在1953年引进“南特号”原种3000多公斤，在县农场和56个中心互助组进行示范繁殖，秋收时组织农民进行参观、评比、座谈，证明“南特号”比当地品种每亩增产20至40公斤，农民便自动兑种和扩大留种，“南特号”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今年80岁高龄的湘潭市农业局原局长尹北海，至今仍清楚地记得60年前推广水稻良种的点滴。1955年，他从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在长沙县沙坪区高岭乡高岭农业社办点。临行前，沙坪区农技站长吴开华送他两本全国水稻劳模的“丰产秘籍”。他和同事们认真学习后，向县劳模、社长佘汉期建议：推广“连作密植‘南特号’”和“开肠破肚，开沟排浸”改造低产田的经验，先从试验田做起，佘汉期欣然应允。

在组织改造好低产田的基础上，尹北海和同事浸种催芽，稀播匀播，培育出壮秧;加强肥水管理，防治好病虫害，禾苗长势很好。收割时一称：3.39亩田共收干谷1564.25公斤，平均亩产461公斤，比过去的老品种增产两倍，尝到了科学种田的甜头。

短短几年，良种在全省范围内打响了“名号”，一时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农民对良种的热切需求，省委还专门出台文件，要求省、专区、县、区确定专人管理种子工作，1954年虽遭受大洪灾，但全省所推广的7个改良品种的面积仍达881万亩，较上年增长四成以上。

二改：从“高个子”到“矮胖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的农家品种，以及推广的改良品种和地方良种，都是高秆品种，一般株高120至140厘米，不耐肥不抗倒，增产潜力小。1960年，省农科所从广东引进了我国第一个矮秆早籼品种“矮脚南特”，并通过领导、技术人员、群众三结合种试验田，密植、增肥等增产措施，使“矮脚南特”耐肥、抗倒、高产的特性得到了较好发挥，一般亩产400公斤左右，高的达500公斤左右。

但这个“矮胖子”品种在推广之初，可是遭受了不少白眼。1963年春天，省里的一个工作组到湘阴县三姊桥公社新华大队办点，主要任务是推广矮秆良种，组织晚稻赶超早稻。工作队员精心组织育秧、插秧，禾苗生产良好，但一直到抽穗扬花，还只有不到70厘米高，比其他品种矮了一半。大队社员们都来看笑话：“工作组花大本钱，又是盖膜又是多施肥，没想到搞来个‘矮子精’，跳起脚长不到三尺高，只怕赚了累，戏不好看哟!”

眼看快成熟了，一测产，每亩有20多万穗，穗长18厘米左右，每穗结谷60至80粒，单打单收亩产竟有310公斤，比其他品种亩产增100多公斤。服气的社员们马上夸道：“矮子矮，一肚子崽。矮子精，不露声色不露财，沉得住气藏得深”，“人不可貌相，禾不可尺量，高秆改矮秆，低产变高产，咯个路子走对了。”

1965年全省种植约2万亩，很受群众欢迎。同年，省委发出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今后培育推广水稻良种，主要向矮秆方向发展。因此，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省基层单位推广矮秆早稻的积极性仍然很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省早稻基本上实现矮秆化。

三改：从常规稻到杂交稻

在国际上，一直有人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1926年，美国人琼斯最早发现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日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研究工作。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开始了研究。尽管他们实验手段先进，但都因技术未过关，一直未能应用于生产，杂交水稻研究被公认为世界难题。

上个世纪60年代起，湖南安江农校的年轻教师袁隆平决心向水稻杂交优势利用进军。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首创“三系法”杂交水稻。

方向找到了，并不代表研究就一帆风顺。从纸上理论到田里的累累稻穗，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人为的毁禾、地震的死亡考验，以及试验技术上的数次重大失败等。

但袁隆平从未想过放弃。1969年冬，他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带着宝贵的劫后余生的三株雄性不育株到云南省元江县农科所育种，在7.2级地震中仍坚持工作。他们一年四季，南北奔波，四海为家。在攻关的前10年，袁隆平有7个春节是在海南育种基地度过的;3个孩子落地，有两个出生时他不在妻子身边;父亲在重庆逝世，他坚守在海南育种基地。大家说，袁隆平视杂交稻种子胜过妻子、儿子和老子!

如果说杂交水稻的成功研制归功于袁隆平，那么杂交稻的成功推广，则离不开各届省委、省政府的高瞻远瞩、英明决策和周密计划。

1974年，虽然我省试种杂交水稻才30来亩，全国也不过上百亩，但它却表现出显著的生长优势和增产潜力，亩产都在500公斤以上，高的750公斤以上。当时的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从刚刚显露出的这些好苗头中，敏锐地看到了杂交水稻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这年秋天，省委根据省农科院的建议报告，当机立断，做出了“一年示范、两年推广、三年普及杂交稻”的决策：要以最大的干劲、最快的速度把杂交水稻推广出去。

为了实现目标，省农科院在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在种子、技术、物资、经费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做了周密的计划、部署和实施。以种子为例，1974年秋，在兄弟省、区的支持下，湖南先后有1.9万人下海南、赴湛江、奔南宁，加快种子繁殖;1975年冬，又组织上万人下海南繁殖种子。这样连续翻腾几次，到次年春，便生产出不育系种子50万公斤，杂交种125万多公斤。

从1976年起，杂交水稻开始在湖南推广，同年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当年湖南推广杂交水稻130余万亩，平均亩产达300公斤，比常规稻增产20%以上。1976年至1985年，全省累计推广杂交水稻1.58亿余亩，每亩比常规稻增产74公斤，累计增产1140万吨，平均每年增产114万吨。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年产稻谷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700万吨增加到目前的2500多万吨，为保障国家粮食有效供给、支持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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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1.2万年前古稻谷

2004年11月19日，在道县进行水稻起源考古研究的中美联合考古队，在玉蟾岩遗址又发现了5粒已经炭化了的古稻谷。而上世纪九十年代，玉蟾岩遗址就曾出土了4粒最原始的水稻谷壳以及最原始的陶器，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推进到了1.2万年前，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试种风波：

金贵的杂交稻谷种成了鸭食

1975年10月，杂交稻开始走出安江农校的试验田，在怀化地区大面积试种，试种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插曲。

在怀化石门乡老街生产队，共有38户155人238亩稻田，水稻总产量仅4.5万多公斤，常年靠借粮或政府的救济粮度荒。

工作组进村后，工作队员老向给农民讲解杂交稻的试种方法，并给每户发放了一些杂交稻谷种，请他们种在自家的稻田里，以观察杂交稻发蔸的情况。

老向发完谷种后又逐一上门检查，结果却很糟。村民们大多不相信一粒谷能发出20至30根分蘖，因为常规稻最好的只能发7至8根，一般的发得更少。大部分农户根本不行动，一位姓彭的农户竟把谷种喂了正在生蛋的鸭子。老向气得不行，严厉地批评老彭说：“这谷种是农校在海南千辛万苦才培育出来的，一亩才产50多公斤呢!你居然拿来喂鸭子!”

经过工作队员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老彭最终同意把那只鸭子杀了，取出谷种。好在鸭子吃得太多，许多谷种还没有消化。老向小心翼翼地一粒粒捡出谷种，又帮着老彭把谷种育上。其他农户见状，也悄悄地在自家门前播上谷种。秧苗发出来了，老街的村民服气了，老彭笑着说，鸭子杀得不冤枉。

一年一度的春耕开始了，工作组也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时，统管全队育秧的保管员小李又出了岔子。

工作组教小李播种时要稀播，一蔸只插2、3根，保持行距30厘米左右。小伙子担心不够插会误农时，嘴上应付说是，实际上还是按老习惯，10多厘米一排、密密麻麻地播种。村民们也怕减产，也效仿小李插得密密麻麻。

当谷种开始破泥而出时，工作组发现情况不妙，二话不说，队员们都卷起裤腿下田匀秧。小李和村干部自作主张后心里不踏实，都待在家里等挨批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有见工作组的同志去，远远看到田垄里亮着小马灯，就知道是工作组的人在田里返工。村干部们不好意思地都来到田垄里，村民们也跟着来到田垄里一起返工。

田垄里亮起了盏盏煤油灯，一夜之间，全部返工完毕。这次返工没有白费劲，带来了大增产、大丰收。那一年，全队总产量9.5万多公斤，亩产超过400公斤。乡亲们望着收获的粮食，个个高兴得合不上嘴，种杂交稻的积极性也上来了。

《湖南日报》连发7篇社论“积极推广良种”

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省委还是毫不放松选育和推广良种的工作，因此才有了农业的连续增产。

1966年上半年，省委把水稻良种的推广作为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来抓，在全省形成一个推广水稻良种的高潮。当时，省、地、县三级都成立了推广良种指挥部，全省从广西南宁、江苏、湖北、上海等地调入优良稻种1亿公斤，并从浙江、上海郊区请来2000名农民技术员，在湘潭、宁乡等地指导育秧技术。

省委指示《湖南日报》和农口工作部门联合，从2月中旬开始连续发表7篇推广良种的社论：

2月15日《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2月19日《把毛泽东思想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再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2月22日《面向生产队，面向社员群众——三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2月28日《认真地深入群众工作--四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3月2日《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都一定要不得——五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3月7日《要善于抓活思想——六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3月11日《狠抓后进社队——七论放手发动群众，积极推广良种》。

通过各方面努力，1966年全省早中稻面积达到2200万亩，比1965年增加470万亩，并普遍使用了良种，产量比上年增长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