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楚文明 源远流深

——与张京华教授关于湖湘文化、文明、源流的对话

张京华和学生在开展研究。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源远流长的湘楚文明，因其“文缘深、文脉广”而闪烁于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研究者，湖南科技学院教授张京华从首都北京来到湖南永州，历经十二年，认真发掘、整理湖湘文化巨大宝库，梳理湘楚文明的经脉谱系，为讲好“湖南故事”殚精竭虑，于无声处铸就辉煌。日前，记者来到“永州之野”，来到与柳子庙毗邻的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与张京华教授进行了对话。

1 在文化渊源上，湘楚同源，密不可分

湖南日报：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一个古史研究者，对于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努力发扬它，转化古典的形态，用今天的话语，阐释出它的现实意义。我想，十多年来，您寂寂于永州之野，致力于湘楚文明的发掘与张扬，这应该是您的初衷和毕生努力的方向。那么，“湘楚”是个地域概念吗?它的范围如何界定?有什么依据?

张京华：湘鄂两省合称“三楚”，湖南全省别称“三湘”。“湘楚”是一个分而合、合而分的概念，为的是表明流派繁衍而文化同源。

“湖南”名称始于唐代，“湖广”起于宋代，“湖南”更早一些，但现代的“湖南省”是从“湖广”分出来的。清代又有“两湖”，其实湖只有一个，就是洞庭。

先秦楚国疆土辽阔，南境以云梦、长沙、衡山、苍梧为主要标志。《周礼》说：“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

除了衡岳以外，上古时期在今湖南省境内有两个突出而神秘的地方，一为“云梦之野”，一为“苍梧之野”，中间一条湘水，将两地连贯起来。

明人宋讷《送知原城县张侯朝京序》说：“昔论人才出于楚者，必曰三江五湖，苍梧云梦，雄深宏富，发而为英特俊杰之士……”文中以“云梦、苍梧”连称。

唐人张祜、许浑有《送客归湘楚》诗。宋人魏良臣诗：“他年我若官湘楚，愿采遗言问钓翁。”《宋史》载占城国王的奏表说：“二帝封疆，南止届于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于幽燕。”到了清代，“湘楚”成为习语。

2 高雅、优良、进步是衡量文化与文明的重要标准

湖南日报：有一种生存方式，就有一种文化。但不同的文化，其内容与表达有着云泥之别，让人深感“文化”与“文明”相去甚远。请问文明与文化的根本差异在哪里?如何定义古典文明?其研究的难点与意义何在?

张京华：广义地说，凡是人类的发明创造都可以叫做文化。狭义地说，文化是一种价值观，其中具有进步的含义，它是人类伟大的精神和物质创造，是人类在与自然的斗争中人工创造出的第二环境，是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行为典范和价值观念，总之文化是一种“好的”事物。就狭义而言，“文化”与“文明”含义相近，往往可以互换。

进化论使得“文化”成为“进步”的同义语。但是，庸俗进化论又使形形色色的生存方式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既然优胜劣汰，似乎存在的就合理，于是就可以放肆地存在。文化的多元性被误解为可以随意创造文化、甚至滥造文化，比如“酒文化”、“麻将文化”。这些年，“文化”这个词汇使用得太泛了，几乎“蜕化”为“现象”的同义语，而与“进步”无关了。

而“文明”这一词汇到现在还没有被泛化，仍然是高雅、优良、进步的代称。

“文”字的本义，“逪画也，象交文”，是说人类可以用丝线和羽毛创造出五彩交错的纺织品。“人文”、“文教”、“文化”、“文明”这四个复合词都由此而来。四个概念都见于《五经》，表明它们是汉语中最早出现的核心词汇。

说“人文”，是言其开创由人，而不是出于宗教、神意、巫术。

说“文教”，是言其重在学习，上行下效，而不是专任行政、法令，乃至战争强制。

说“文化”，是要表明应当由此循循善诱，变化气质，化民成俗，使人类不失善良本性。

说“文明”，是言其高明、高雅、光辉、亮洁，而不是低俗的、放纵欲望的;是“无忝祖考”、“不愧于屋漏”，而不是见不得人、见光死。

“人文”、“文教”、“文化”、“文明”，诸名一义，就其语义内涵与经典表述的多样化而言，明显比西方词语Civilization(文明)、culture(文化)更加丰富，也比humanities(人文)、Evolution(进化)更加独特。

　　3 古典文明、东方文明的根本一点，就是不以物质欲望作为人类的第一需求

湖南日报：刚才您说到庸俗进化论，使得文化失去了高雅、进步，蜕化成了“现象”，与文明渐行渐远;东方古典文明的表述更加丰富。那么，东方古典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张京华：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一群了不起的人，他们从远古时候起，就追求一种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无所不在的东西，就是“道”。这样一种学问，有传承，有系统，有规模。明清时期，中国、朝鲜、日本、琉球、越南号称同文同伦的五国，由此构成东方古典文明的谱系。

这种追求“道”的学问，以往叫做经学，现在称为国学。“道”就是道理、天理、天地万物之理。清人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湖南学者皮锡瑞也说，经是“通行万世之公理”。

西方进化论的思想观念由生物学而来，故而将人类与动物连接为一线，认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原动力与动物的生存本能无别。而东方文明明人禽之分、明义利之分，而赞天地之化育。

古典文明、东方文明的根本一点，就是不以物质欲望作为人类的第一需求。文明或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生存方式，古典文明讲求“生生”，但重在恒久的、全体的生存，而拒绝短暂的个体物欲。生存，但却不一味依赖于物欲，“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之谓文明。

文化是连续的。文化的本质就是说它不是个人的，甚至也不是家族的。个人的生命有限，而文化却可以使一种生存方式像具有生命般的长久延续，所以古人称之为“不朽”。钱穆先生说到中国文化，总是称之为“文化生命”。

4 湖南本土文化自古就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联在整个古典文明之中

湖南日报：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世家的生命往往超过朝代的生命，而文化的生命又远远超过世家的生命。湖南“文源深”、“文脉广”，如何把握“深”与“广”的纵横坐标?

张京华：上古时期已有关于南、南方、南极、南土、南国、南邦、南风等等记载，以及羲和、重黎、祝融的天文历法世家。这些世家在颛顼时代已经出现，到了唐虞时代仍然活跃。

最早进入记载的先楚人物，是四岳之一的祝融氏，核心居住区为南岳，控制着以“南”为概念的广大区域，其实际影响北面辐射到洞庭之野，南面辐射到苍梧之野。

商末周初，鬻熊一度活跃，后被封在楚国，都于丹阳，开创了楚文明。但是在鬻熊之前，已有同姓的夔子国定都丹阳。

鬻熊是祝融的后裔，周文王、武王、成王三代的老师。鬻熊的著作《鬻子》迄今仍存残篇。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诸子书中，《鬻子》是存世的最早著作，所以刘勰说：“子自肇始，莫先于兹”，逄行珪说：“为诸子之首唱”，宋濂说：“盖子书之始也”，俞樾说：“《鬻子》一书为子书之祖”，梁章鉅说：“诸子书以《鬻子》为最古”。

《鬻子》其书属于道家类，而道家之学出于天官。《汉书·艺文志》道家首列《伊尹》、《太公》、《辛甲》三书，第四为《鬻子》。而前面三书已佚，所以《鬻子》为道家第一，年代远在老庄之前。

所以楚人的先祖，世传颛顼、重黎、祝融之学，明于天文历法。直到晚周，还有屈原作《天问》，而老子、庄子也都生长楚地，文源文脉，历历可考。

关于湖南的文源、文脉，我试着勾勒了一个谱系，依照其文明主题的演进，划分为五个时期，即：上古先楚文明时期上(唐虞前)、上古先楚文明时期下(唐虞时代)、上古楚文明时期(商周时代)、中古汉晋南朝隋唐时期、近古近代宋元明清民国时期。

大体上以鬻熊封楚为中间支点，向前追溯，先后延衍，给予上古文明更多的关注，这样湖南的文源文脉就更加拓深、更加凸显了。

湖湘文化中，首先出现的是本土元素。

上古湖南的本土居民，古称三苗，又有南蛮、南越。蛮族有“六蛮”和“八蛮”之说，又有“百蛮”与“百越”之说，都是泛称，可见其部落众多。唐人杜佑认为，南蛮与中原的联系始于唐虞时期，春秋时期南蛮属楚，战国后期属秦。

从羲和、重黎、祝融、夔子、鬻子一系而言，苗蛮的文化不仅拥有尖端的天文历法知识，更有智慧的道家思想。近年来，楚地屡有战国竹简出土，内容渊博，足与中原、洙泗相媲美，也可印证苗蛮古文化的卓越。大约从羲和四子开始，湖南本土文化已经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联在整个古典文明之中了。

接下来出现了中原、北方元素。

虞舜时代为人们所熟知的舜帝南巡狩、葬九嶷，应当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而舜帝之妻娥皇、女英姐妹二人，史称二妃。为尧帝之女，故又称二女。舜帝勤政而死，二妃追寻到达湖南，居于潇湘，死于江滨，故又称湘妃，又称湘夫人、湘君、湘灵、湘女、江妃。同时舜帝的弟弟象，封于有庳，在九嶷山下。舜帝之子叔均，也葬于九嶷山。尧帝之子丹朱，葬于苍梧之北。大禹曾经来到苍梧，见《越绝书》。《艺文类聚》引《吴越春秋》又载，大禹“在九嶷山东南天柱”。潇湘交汇处，历代建有潇湘庙，又称湘神庙，祭祀舜帝及娥皇、女英，但以大禹、皋陶二人陪祀，故又别称为“禹皋庙”，表明皋陶也曾相随至此。

由此可知舜帝南巡的记载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连续的、群体的活动。苍梧即南岭。在上古虞舜时代，似乎存在着一个对于南岭的大开拓。

南岭的大开拓，开拓什么?显然，首要的不是开拓农业、开拓经济、开拓市场，而是开拓文明、教化，所以《史记》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天下四方都蒙受到了舜帝的德惠。

5 东方文化传统就是圣贤文化。而与湖南有关的，有炎帝、舜帝、周敦颐三位圣人

湖南日报：一般而言，在探讨地方文化的同时，要以国家、民族的整体性居第一位。也就是说，在探讨历史文化的多元、变迁、交融的同时，仍不忘承接中华文明的主线。那么，从舜德文化以降，湘楚文明的内核或者主线是什么?

张京华：周敦颐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在我国学术思想传统中，“圣人”、“贤人”其实是有所专指的特殊名词。自上古以来，真正可以称为圣人的，先秦只有伏羲、炎、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汉代大儒董仲舒、扬雄，隋代大儒王通，唐代大儒韩愈，只能称为贤人，而不是圣人。此后直到两宋，才又产生出几位圣人，就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这是整个东亚都认同的。

东方传统文化就是圣贤文化。能创兴称为圣人，能继承称为贤人。我国文化传统，是把人的教养和贡献分为圣人、贤人、士三个次第。

与湖南相关的，是炎帝、舜帝、周敦颐三位圣人。炎帝发明农学、药学，舜帝“勤众事而野死”，周敦颐“灼见道体”、“真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由于其创造性的贡献而得到后世永远的纪念。

而羲和、重黎、祝融、夔子、鬻子、屈原、贾谊以下，则为贤人。

叶德辉说：“湘学肇于鬻熊，成于三闾。宋则濂溪为道学之宗，明则船山抱高蹈之节。”

光绪间张之洞设两湖书院，建楚学祠，甘鹏云著《楚师儒传》，第一位是“楚祖鬻子”，其后有老莱子、鹖冠子、屈原、宋玉、周敦颐、王夫之等，最后为曾国藩、胡林翼。

道家和儒家在湘楚文明中，都可以找到深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不是湘楚文明受到了道家、儒家的影响，而是湘楚文明本身就是道家、儒家思想的渊源之一。

道家以自然为中心，儒家以人为中心，二者一明于天道，一明于人事，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平行而互补的两条主线。

但是，天下的道理只有一个。天道无私，所以称之为公理。所有学说，都要载道。无论道家、儒家，都要遵道而行。

现在大家谈论湖湘文化，比较多的是讲魏源、郭嵩焘、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人，也经常引用杨度《湖南少年歌》“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等语，以“敢为人先”、“霸蛮”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与所谓“燕赵慷慨悲歌”相类。同治间，曾国藩任直隶总督，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燕赵豪侠在三个方面与圣人之道相近：其一薄视财利，其二忘己济人，其三轻死重气。他认为“豪侠之徒，未可深贬”，但也明确指出，“慷慨悲歌”尚未入于圣人之道。曾国藩对于燕赵士子的诤言恰可以拿回来评骘近代的湖南。

在“敢为人先”这条主线背后，大约还有另外一条主线，隐伏在湖湘文化之内，代表了湖湘文化中传承道体、潜心学术的一脉。自炎帝、舜帝、鬻子、屈原、贾谊以下，至《隋志》所称道的“楚国先贤”、“零陵先贤”、“长沙耆旧”，陈运溶所称道的“湘中名贤”，唐元结、李群玉，元明欧阳玄、刘三吾、李东阳，至两宋周敦颐、张栻、胡安国父子、魏了翁、王观国，清代则王夫之、李文炤、王文清、吴敏树、曾国藩、王闿运、阎镇珩、皮锡瑞、王先谦、叶德辉，民国则陈天倪、罗焌、余嘉锡、杨树达诸人，而以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一篇尤为点明宗旨。

6 “在求真求实的前提下，历代学者从不在空幻中预言自己的理想国”

湖南日报：您能介绍一下湘楚文明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吗?以史观现实、照未来，研究东方古典文明的当下意义何在?

张京华：我国学术长于史学，史学以良史实录为第一要义，而不以复古、泥古为第一要义。在求真求实的前提下，历代学者从不在空幻中预言自己的理想国，而总是在历史中寄托未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薄古必厚今，必有执政者的轻率放纵。厚古必薄今，必有政策政事的谨敬持重。“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重视历史，正所以关照未来。

历史原本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既无用，又无奈，而我们的先人却留下了大量的编年史、纪传史、实录、起居注，这是中华文明学术传统卓越品质的体现。

研究湘楚文明史，应当充分认识历代圣贤大儒追求天理、警惕人欲的合理性及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充分理解古人的人生理想与幸福标准，并寄予敬意与同情;应当强调历史中的人文创造、政治表率、教化作用;应当注重对本土历史的文明考察，注意发现、揭示、倡导向上的与高雅的因素，移易风俗，端正士习;应当大力表彰忠孝廉洁，礼义诚信，推崇克己互助，淳风美政，而激浊扬清，褒贬善恶，批评逐时顺俗、个人利欲膨胀的小人行径。

湘楚文明史研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古文献中关于南、南方、南极、南土、南国、南邦、南风的记载，均非泛指。“南”有一个具体标志，就是湖南境内的南岳衡山，这是由羲和、重黎、祝融时代的天文观测所决定的。而在《易经》的卦象中，南与火与日相通。因此，十分恰巧的是，《易经》关于“文明”、“人文”、“文化”的讨论，都萃集在《离卦》上。譬如《贲卦》卦象为《离》下《艮》上，《彖传》就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刚柔交错”，意为宇宙光明而有序。“文明以止”，意为止于文明之境。

《离》为目、为火、为日，日为明。《离卦》又为南方之象。《子夏易传》阐释说：“《离》也者，明也。万物之貌，始大皆明。是以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古代典籍中的这一含义，是否寓意着湖南应当率先成为文明、致治的首善之区呢?

■专家简介

张京华，1962年生，北京人，198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现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濂溪研究所、国学研究所所长，深圳大学特约教授、研究生导师，台湾宜兰大学政通学者，湖南湘学研究院永州基地首席专家。著有《湘楚文明史研究》、《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鬻子笺证》、《庄子哲学辨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