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高千尺 根在大地

老作家玛拉沁夫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曾深有感触地对文艺报记者说：总书记并不是简单地提深入生活，而是要求文艺家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个要求很高啊!要求作家把根真正地扎下去，万不可用“采风”取代。

我很赞赏这位老作家的见解。

老一辈作家中，柳青、周立波被认为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楷模。他们为了同人民群众保持更密切的联系，都毅然决然离开北京，回到家乡陕西和湖南，在农村安家落户，一住多年，并且亲身参加农业合作化各个阶段的实际工作，从而创作了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艰巨历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玛拉沁夫的代表作《茫茫的草原》，也是他长期扎根草原牧民中，在小说创作上获得的丰硕成果。

这些老作家的切身体验启示我们：所谓“扎根”，就是要把自己的艺术生命之根真正扎在人民之中，扎在生活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保持鱼水关系。这种联系和关系，既是实践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它是一种从思想感情、生活体验到艺术创造的内在联系，是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之间的水乳交融，具有生动、具体、丰富的内涵，而不只是表面工夫，更不是空洞的口号。作家真正在人民生活中扎了根，成了人民中的一分子，他与人民的关系、与新的时代的关系，就不再是“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似的“接触过”，而是真正融为一体的“贴近”和“结合”。这样，他也就能像习总书记所期望的那样：“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诚心诚意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老一辈作家的艺术实践证明，建立生活和创作“根据地”确实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好办法，值得提倡，但它也不是唯一的途径。今天，许多地方把经常性采风与长期驻点、定期挂职等结合起来，形成机制，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服务群众，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周立波生前谈到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时，曾经说过：“作家从事精神生产，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个工厂。他们究竟采取哪种方式深入生活，还是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制宜，给他们以充分选择的自由。”他从中外文学史上梳理出几位有代表性的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不同方式，对今天的作家仍不失借鉴意义。

托尔斯泰式。这位19世纪出身于沙俄贵族的文学巨人，其人生经历极为丰富、复杂，他“一会住在彼得堡，一会住在农村”;当过炮兵军官，参加过战争，并两次去西欧旅行。正因为他的艺术生命之根，深深扎在俄罗斯人民广阔而深厚的生活和斗争的肥沃土壤上，他才能创作出“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列宁语)。

肖洛霍夫式。前苏联这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其生活和创作道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从早期创作开始，就一直怀着极大的热情，着重描写自己所最熟悉的故乡——顿河流域哥萨克的风土人情和动荡生活。

杜甫式。这位现实主义大诗人，其艺术生命之根深植在底层人民之中。他的一些最好的诗篇如《三吏》、《三别》、《登岳阳楼》和《岁宴行》等，都是在流浪过程中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深切了解他们的苦难、情绪、愿望之后才写出来的。

曹雪芹式。他出生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一个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巴金说得很贴切：曹雪芹的《红楼梦》虽不是自传，但有自传的成分。倘使他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蒲松龄式。他一生贫困，为了谋生，教过30年私塾。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和在外游学，而又“雅爱搜神，喜人谈鬼”，所以他积累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聊斋志异》。

这些文学大师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虽大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把自己艺术生命之根牢牢扎在人民和生活的沃土中。他们的成功经验，最有说服力地印证了习总书记的论断：“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可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树高千尺，根在大地，根深才能枝繁叶茂、花红果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