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

　　这是一个冬日阳光充足的下午。我望着何顿的《来生再见》，很发了一阵子呆——封面上那些双手合十跪在死去战友身边的中国军人，身后是巨大的黑色背景。“他们是过去对侵略的抵抗者，同时也是现在被遗忘的抵抗者!”封面上的这两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是的，我们这个从巨大时间与空间走过来的民族，本来应该有着丰富的记忆，但我们又是何等地健忘。

　　小说对抗日战争描写的新意，在于还原了平民参加抗战的多样形态，作品形象而冷静地告诉世人，处于抗日战争历史中心的，是一些有着相当不同命运的人们的具体遭际，他们的命运让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偶然成为战争中的必然，更看到一些必然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中被撞击得粉碎的脆弱。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抗战题材小说、电影、戏剧作品中，个体人物的鲜活、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是被有意遮蔽的，大历史中的个体往往成为观念的傀儡，小人物在参与历史书写中所发挥的具体的作用被抽掉，他们行为的多样性被剥离，沦为在抽象观念中挣扎的提线木偶。

　　而《来生再见》中以黄抗日为代表的普通人在战争中的遭际，则细致地反映了在宗法制社会条件和背景之中，以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历史传统之下，面对战争时人们的复杂心态，在民族大义面前的义无反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在具体的战争现实中，他们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作家也没有忘记告诉我们，构成正义战争主旋律的，是那些卑微的人们玉石俱焚的决绝。他们以意志和躯体的长城，筑起了精神的纪念碑，这是战争中中国人的主流。创作上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对抗战书写中出现的某些娱乐化、传奇化的有力反驳。

　　不遮蔽历史，而是着力于让历史的真相在具体的情形中得到再现，既反映了作家的高度责任感，更反映了作家的忧患意识，何顿经常为我们民族中不少人的宽容及健忘而遗憾。他意在用朴实而生动的笔墨，真实地还原历史，旨在告诉下一代人，中国有过这么一群群不畏强暴的勇士，曾经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舍生取义。但他们即便在作为被历史忘记的抵抗者出现的时候，也要抱着同样的热心为下一代留下宝贵的教训。小说写道，这些先辈们在战场上超度安葬战友时，怀着质朴而执著的意愿，乞求在下一世能够成为麻雀、鹦鹉或者八哥，远远地飞离可怕而可恶的战争;但他们在拼命的时候，则像献祭一样大吼“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在一起打日本鬼子”。这些老兵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这一代人是给下一代人做基石的，很悲哀，但值。我们这代人把下几代的苦都吃了，让下几代人少吃点苦，这就是值。”对这样的人，对这样的精神，我们能够遗忘吗?

　　虚构与非虚构的交融是《来生再见》的又一显著特点，这与其说是延续了何顿一贯的写实风格，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叙事与主题的需要，虚构与非虚构，揉碎了再拼接，以及时而历史、时而现实、时而“心理”、时而“物质”，何顿笔触的游走自如，正缘于抵抗遗忘的强大意志与自信。

　　(作者系《文艺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