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心路有好长

　　——“旷代逸才”杨度多彩人生(下)

　　1920年，杨度家人在长沙。(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杨度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题写的刊头。

　　上海建国中路(原薛华立路155弄13号)杨度故居。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看着杨度塑像后概括他人生之路的几幅浮雕，记者不由得感叹：从“帝制余孽”到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心路不可谓跨度不大。

　　然而有关专家则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杨度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是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国力的强盛、行政的高效作为自己事业追求的目标的。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当和平改革的手段一再碰壁之后，再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应当是一种必然。”

　　1. 1922认识共产党人李大钊

　　杨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的?史载：1922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当时，李专程由京到沪与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杨度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对李大钊有着敬慕之情。在聆听孙、李对话中，杨度冷静地审视全国的军阀混战现状，头脑清醒了许多。

　　1922年秋，杨度在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终于说出“我决定跟你走”的话来。

　　2. 1924“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

　　接触李大钊也自然引向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有他为《系统进化哲学》一书所作序言为证。

　　这书是同乡沈润身的著作。1924年10月25日，杨度在该书序言中，即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不问是非，与以革命”。

　　还有专家还说，“现在还留有一份杨度谈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手稿”，“里头明确提到了‘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都是杨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所留下的实证资料。因此，可以断言，杨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追求加入共产党是理性思考后的人生抉择”。

　　3. 1926与萧子升谈毛泽东

　　萧子升在《我与毛泽东一段奇遇》一书中，曾写到1926秋，杨度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曾向萧子升打听过毛泽东，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需要小心。

　　此时的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是中共中央要员，正在领导全国闹农运，名气在全国自然很响。杨度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关注起毛泽东这种新起的政治人物来，是颇耐人寻味的。

　　其实，自毛泽东登上政治舞台，许多民主人士都问过类似问题。杨度如此提问，最起码说明他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已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毛泽东等人将在这个舞台演出大戏来。

　　4. 1927毁家营救李大钊

　　1927年4月4日，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一个婚宴上，从外交部的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

　　原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进一步想做中华民国大元帅，以“反赤”来博取外交团的同情，于是密令汪大燮等人分别同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拟征得三国公使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苏联兵营。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借苏联兵营主持党务。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使馆界。因此，借苏联兵营为基地，自然比较安全。但外国公使架不住张作霖的“赤化”威胁论，最终允许张派兵进入。于是，张秘密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军警，布置在京师警察厅内，准备行动。

　　汪大燮以为杨度是“反赤”同道，泄露了这一机密。杨度一边敷衍汪，一边推说有事，中途便退席了。

　　杨度回到家中，看到宾客满屋，暗暗叫苦。座中有胡鄂公，有几次都想起身告退。杨度总是说：“不急不急，再坐一会儿。”胡鄂公明白杨度是有事要同他说。好不容易等到其他客人都走了，杨度要他赶快转告李大钊。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火速转告李离开苏联兵营。可李大钊等人坚持留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杨度又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包围了苏联兵营，封锁了交通。那天，奉系军阀从兵营里抓走了30多名共产党员和3个苏联人，李大钊一家四口都被捕。

　　得到消息，杨度立即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李大钊等人不致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营救。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参与了营救。然而遗憾的是，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

　　为周济遭难者的遗族，杨度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最后把青岛的房产都卖掉了，其夫人徐粲楞还变卖了自己的首饰。

　　5. 1928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题刊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张他与共产党人的“联络图”。

　　1927年5月，共产党人“蔡和森策动北方暴动，杨度曾资助若干费用”。

　　在上海，“红色牧师”董健吾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夏衍、郁达夫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杨度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他也是参加者。特别是1928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二期出版，刊头为杨度所题。

　　6. 1929“清客”做的秘密事

　　杨度在1929年2月由京入沪，以“字”营生一段时间后，经老乡和老友章士钊的引荐做了杜月笙的“清客”。这是最遭人诟病之举。

　　其中滋味只有杨度自知。杨度知道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的危险性，在上海定居后把家眷安置在苏州，基本上一个人独居上海。一家人要团聚就从苏州来上海。做了“清客”后，就迁居到杜提供的一栋小洋房内——上海法租界内薛华立路155弄13号。

　　这里具有极佳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很适合杨度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遇上什么问题，只要给杜月笙或他手下的头目打个电话，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各种派别和背景的人物纷纷慕名前往拜访“沪上遗老”杨度，杨度泰然自若地居间周旋，借此收集不少情报。

　　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的特殊性，杨度到底提供了哪些情报，掩护了哪些人物，现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杨家后人也只是模糊地知道，有一次，法租界巡捕在追捕一名进步人士，那人躲进杨家。巡捕敲门询问时，徐粲楞理直气壮地回绝了，然后设法让那人改装后离开。

　　秘密党员杨度显然很忙。杨云慧回忆说，1930年初夏，杨度母亲病危，催促其返湘，但他有任务在身，不便行动，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次年的9月17日，年仅58岁的杨度在这所房子里病逝。

　　7. 碰壁后，走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实，在加入中共之前，杨度还有另一种选择。1905年，杨度与孙中山曾有著名的“永乐园之约”。时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和孙中山就各自的政治主张进行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永乐园宴会上，杨度对孙中山说：“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主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后，杨度利用他的权谋和纵横之术，在军阀之间纵横捭阖，成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1923年春，杨度特意拜访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以杨度“此番倾心归来，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说服党内同志，可结果是国民党对接纳杨度有所顾虑，据说还要他作公开忏悔，取得国人谅解方可入党。杨执拗地拒绝了，从此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共产党方面来。

　　杨度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挣扎、彷徨，有时候甚至改易信仰，这都属正常。据夏衍的回忆，杨度入党的事，认识他的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于是有人说他是投机主义。杨度对夏衍自剖心迹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是一个在时代剧变中更新、接受新思想，跟上时代步伐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