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王金昌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写推荐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工农兵大学生，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们来说也许是显得陌生的词语。但这个词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历史内容。

　　工农兵大学生是“文革”期间的产物。指的是“文革”期间执行的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下的大学生，因为这种教育制度采取的是推荐制，通过行政部门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人，所以这些大学生统称为“工农兵学员”(后来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还会想到一些“文革”特定时代的人物称谓：红卫兵、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五·七干校”下放干部，等等。“文革”结束了，这些人物称谓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只有在历史叙述中才会出现。

　　王金昌是以忠实于历史真相的态度来写《工农兵大学生》的。他说：“我不想批判谁，也不想歌颂谁，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想真实地刻画一群生活在那个时代那样的人。”我们平时都说要忠实于历史，我们也以此作为衡量历史文学作品的一条标准。但事实上要完全做到忠实于历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首先就要摆脱历史观的制约。历史叙述要么是建立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伦理观的基础上，要么就反其道而行之，以颠覆的方式重写历史。王金昌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与这两种状况都没关系，他的历史叙述建立在他的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因此他不对故事情节作太大的虚构，不为了故事结构的完整性而牺牲历史的真实性。

　　他尽量保持生活原型的原生态，这也就带来一个结构上的特点：多线索的、并行独立的发展。王金昌写了好几位工农兵大学生，有从部队来的王建国，有被县教革委主任看上欲招为女婿才进了大学的吕志军，有下乡知青王思哲，还有已经当上省革委副主任却要补上文化知识这一课的严凤英，等等。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部历史档案来看的话，这就是一部没有被人为破坏的、保留着历史真相的珍贵档案。历史真相是由细节构成的，《工农兵大学生》中有大量的看似无关宏旨的细节。如华大哲学系的工农兵大学生到红星农场学农，值日的同学在分饭的木桶底部发现一只死蛤蟆，“把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看着各组已经吃得正香的师生们，他们就没敢声张，匆匆扔掉完事”。这样的细节，就像是生活中的插曲，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并不承载意义的阐释，也正因为它们不承载意义的阐释，让我们很难将它们安放在被建构起来的历史框架之中。历史的建构是在大大牺牲了历史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哪怕看上去最完美的历史建构，我们也应该持有质疑的态度。

　　作为过来人，王金昌的写作显然带有情感的因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写出《工农兵大学生》几乎就成了我的使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眷念与惆怅。”王金昌不过是通过一种真实的叙述来了却自己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