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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代逸才”杨度多彩人生(中)
青年杨度
上海杨度墓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记者在雨湖公园杨度塑像后,浏览着最后一幅浮雕——“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秘密党员”,脑袋里不断地浮现杨度政治色彩被颠覆过程。
“帝制余孽”,从1915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生前逝后杨度的政治帽子,而且上了历史教科书,也上过大型工具书《辞海》。可周恩来的一句话,让杨度政治帽子的色彩大变。
1.
人民日报
公开杨度入党秘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鞍前马后的人,怎么会跨越这么漫长的心路?
其实,王冶秋接到周恩来指示后也颇感疑惑。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也没有听说杨度入党之事。于是,王冶秋让人把周恩来指示传达到承担《辞海》修订任务的中华书局,却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性质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2.
夏衍
曾是杨度单线联系人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指着夏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握了握手。潘又对夏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也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很可能是“情报盒”。出了门,潘才告诉夏:“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度)。”夏衍当时大吃一惊。
3.
1949,叶圣陶等
“闻者皆惊诧”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度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曹禺、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度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后人说,杨度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确实,入党后的杨度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1930年,他的女儿、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
4.
毛泽东:
“杨度是我们的人啊”
与叶圣陶等“前所未闻”不同,另一些人早就看出苗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辞海>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一文写道: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为了寻找关于杨度的资料,他们找来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湖南人)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除了陶菊隐,当事人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是章士钊。不过,那是杨度逝世18年后的1949年2月的事了。当时,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家一些成员也早就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杨度的孙子杨友麒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1949年4月,他的父亲、杨度的长子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后得知,当时正在国共和谈,父亲随着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还告诉他,是毛泽东让国民党一方的和谈代表章士钊把他父亲带去的。于是,杨公庶是以代表团“电报员”的身份去了北平。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杨家人也受到冲击。红卫兵骂杨度是卖国贼。杨的二太太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5.
陈赓,
杨度入党发展人?
党史专家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可谁是杨度入党的发展人?
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了,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一般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同乡。
上世纪20年代,陈赓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电视剧《陈赓大将》第五集中,就专门讲了陈赓发展杨度入党的故事。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可以“合理想象”,但确有根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度夫人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王绍先带着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至于杨度和陈赓谈了些什么,外人当然无法知晓,一个事实是杨度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赓如何结识杨度的?是通过王绍先。王在上海滩是以画家身份为掩护的,齐白石的回忆中就多次出现过王绍先这位画友的名字。王时常来杨家聊天,还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让杨度“关起门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