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最合适的人选”

　　——“周南”故事之五

　　上个世纪30年代的周南女学生。(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朱剑凡。

　　本报记者 文热心

　　徐特立曾评价朱剑凡：“在清朝时代，(他)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叛变了清朝皇宫的家庭，拒绝了国民党的官爵……是一个有志气的人。”朱剑凡是一个革命者，一个跨度很大的革命者。

　　1、“可惜，你爸爸死得太早”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感慨地对朱仲丽说：“可惜，你爸爸死得太早。要不，就当上我们的教育部长了!”

　　朱剑凡确实死得太早了，1932年就因胃癌在上海辞世。由贵族、“长袍子先生”，到拥抱共产党，这是他理性的选择。

　　在湖南，他的政治根基不差，与谭延闿有着分分合合的关系。朱伯深回忆说：“谭延闿自幼与先父建立世交友谊，先父曾参加过立宪派的俱乐部，与谭组织的宪友会相互呼应”。辛亥长沙反正后，建立政权刚10天，焦达峰、陈作新被杀，谭延闿做了湖南都督。朱剑凡也以为陈作新“死在谭手”，在赞扬陈的为人和才华时，发出了“实在可惜”的感慨，并认为谭这样做“使人为之寒心”。谭延闿第一次督湘时，曾邀朱剑凡主管省府教育行政，但朱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觉得接受谭的邀请，就对牺牲的陈不起”。他向谭表示，自己只搞具体的教育工作。朱伯深记得，“谭对先父办女学是很支持的……周南(等)……受到官方常年津贴，是谭第一次督湘时批准的”。1920年7月，谭又主湘政，批准周南女师改为周南女中(当时湖南还没有官立的女中)，增加了常年津贴，并亲自来校召集学生讲话。尽管如此，朱剑凡在政治上绝不为谭捧场。直到谭延闿在广州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朱剑凡才与他在政治上站在一起。

　　2、身兼委员、处长、局长

　　1925年，在国民革命前程的感召下，朱来到广东，到谭的第二军任职。不过，只5年时间，昔日的老友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已成为一颗政治新星，出现在广州的天空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而且是朱剑凡任教育干事的中央政治训练班的实际主持者之一。

　　这个班挂帅的是谭延闿，实际主持者是中共党员毛泽东、李富春，是为二军及其他湘军培训入湘后的地方干部。朱伯深记得：“1925年冬，我自沪赴粤探亲度假，听先父谈当时国内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形势，提到许多重要的观点之时，他总要添上一句：‘这是毛润之的见解，很有道理。’”

　　1926年夏末，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委派，到湖南建立国民党省党部。1926年北伐之前，赵恒惕统治了湖南好几年，倒在北洋军阀怀抱里。他先是阻碍孙中山“北伐”，后来则反对广州革命政府，不允许国民党发展组织，可他无法阻挡共产党组织在地下蓬勃发展。因此，上个世纪20年代初，湖南先有共产党，然后才成立各级国民党。

　　在湖南具有很高威望和广泛人脉关系的朱剑凡被派回长沙，担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市党部常务委员。北伐军攻克湖南时，全省国民党组织几乎都在共产党员参加的左派领导之下，发动工农群众支持北伐军，声势浩大。朱剑凡与徐特立、张唯一、熊瑾玎等都是长沙国民党市党部的负责人。后来，他又担任了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市政筹备处处长(即市长)和市公安局局长。

　　3、“马日事变”如何脱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组织了省城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大会，担任大会主席。他还经常走上大街发表演讲，或在革命群众集会上讲话，声讨反动力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

　　“马日事变”时，朱剑凡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湖南政坛的注目人士，自然是许克祥、何键要追杀的对象。许、何等明确要求“抓住朱剑凡等激进分子，剪除共党羽翼，扑灭湘省赤祸”，对他悬赏通缉，又抄了他的家，查封了周南女中。幸好潜伏于何键部一名中共秘密党员，冒着生命危险设法把两份特别通行证送给朱剑凡的助手熊雨清。朱剑凡化了装，通过层层哨卡，几经周折，才脱险到达武汉，受到李富春、蔡畅等人的接待。住在汉口原湖北督军萧耀南的大宅院里，暂时获得安全。

　　4、与祖庵分道扬镳

　　这时，谭延闿(字祖庵)也住在原湖北督军萧耀南公馆的二楼上。但谭已由“溶共”主席变成“分共”主席，又进一步变为“反共”主席了。朱伯深记得：“我随先父到楼上谭的书房看他，谭问‘马日事变’的情况，第一句就是‘湖南群众到哪里去了’，用了非常责难的口吻。这说明谭对群众力量是看不见和不信任的。在那些日子里，萧宅楼下先父住的左正房里，毛泽东同志却经常来谈革命战略。先父患胃病睡在床上，聆听毛泽东同志的伟论，十分钦佩，楼上楼下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分野是非常鲜明的。”

　　7月下旬，中共组织考虑朱剑凡有被反动派抓捕的危险，准备将他转移。于是，安排夏曦陪送他到庐山。朱伯深记得：“我亦随侍在侧，小舟渡鄱阳湖北驶，中流遇到飓风，幸得老舵工稳重救险，但已误了行程，没赶上南昌八一起义。夏曦同志舍舟登陆追赶南进队伍，临别时嘱咐先父设法去上海养病，等候消息。我随先父折返武昌去上海。自此先父开始了艰苦的流亡生活。”

　　在“大分化”的时代，朱剑凡没有像原来心目中的旗帜谭延闿一样，彻底“右转”;也不像易培基那样，心里不满、欲求独善其身又不能，只能跟着“走一截”;而是像姜济寰那样继续“左转”，跟随了共产党。而他比姜济寰幸运的是，进入了上海中共中央的大本营。

　　5、壮志未酬身先逝

　　来到上海后，朱剑凡住进了公共租界里的一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由军委书记周恩来直接负责领导，对外不轻易启用。这个机关主要用于地下党高层干部紧急碰头开会，有时也暂时收留一些烈士遗孤和家属，提供食宿。房屋承租人为共产党员熊瑾玎，他是朱剑凡在湖南大革命中的战友，本来就关系密切。朱剑凡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以寓所作为党组织秘密接头和会谈地点。

　　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牺牲后，三个孩子岸英、岸青、岸龙也曾一度流落于大上海，处境艰难，成了缺衣少食的流浪儿。后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全力寻找，几经周折，终于将孩子找到(当时毛岸龙已病死于孤儿院)，送到这个秘密机关寄养，朱剑凡、朱端绶等看到面黄肌瘦的岸英、岸青，忍不住流下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俩的父母毛泽东、杨开慧，想到笼罩在白色恐怖中的故乡长沙，百感交集。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毛氏兄弟的生活起居，直到数月后组织上将岸英兄弟安排到牧师董健吾处。

　　过度的辛劳损害了朱剑凡本来就病弱的身体，1932年他病逝时年仅50岁。

　　朱剑凡鼓励子女从事革命活动，自己亦曾提出入党要求。1971年11月，李维汉写信告诉朱氏兄妹：“那时党内许多同志也都回到上海(中央所在地)，谈及剑老时，对他有好评。那时间我和他往来，他曾提出申请入党的问题，我表示他的愿望很好，可以向中央转达，同时希望他多看点马列主义书籍和我们党的宣传刊物(我给他看过党的刊物)，考虑成熟，再正式提出申请，不幸他不久和我们永别了。”李维汉还说过，朱剑凡入党是完全合条件的，但党也考虑过，他留在党外所起的作用会更好些。

　　6、遗骨迁入八宝山

　　朱剑凡最后的位置是八宝山革命公墓。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把他作为自己人。

　　朱剑凡1932年春末去世后，其生前好友张唯一、董维健、戴晓云主持丧事，将其安葬在上海公墓。日寇占领上海，强将上海公墓铲平改筑机场，幸得周南的学生周砥闻讯将朱剑凡的遗骨移厝附近庙行。

　　1953年，经党组织批准，朱剑凡的遗骨运到北京，与夫人魏氏遗体一起葬入八宝山革命公墓。徐特立为之书立墓碑。墓志铭则是朱剑凡生前好友——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张唯一所作，由熊瑾玎书写。铭曰：“树植女校，肇公之业，拥护革命，竞公之节。全公业者，有夫人之懿德;成公志者，已寄于望嗣哲;物化歇墟，魂萦新国，公之精神其不灭。”

　　1967年，一些不懂历史的“小将”想去八宝山刨掉朱剑凡的坟墓。熊瑾玎闻讯后极力劝说，告诉他们：朱剑凡一贯拥护党，生前是毛主席的知交，他的坟动不得!朱剑凡也就长眠八宝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