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庭上的较量

　　——湘籍中国检察官向哲濬风采录

　　1948年2月24日，向哲濬在法庭上宣读对被告板垣征四郎的起诉总结。

　　向哲濬晚年在母校清华大学。

　　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

　　本报记者 文热心

　　国家档案馆近日陆续公布日本侵华战犯的自供状，不禁让人们想起60多年前的东京审判。那场审判在1948年11月12日，以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被判绞刑，另有18名被告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而结束。

　　确实，这是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更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揭露与逃避的较量。这里面有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力战的功绩。

　　1.

　　向哲濬，中国检察官

　　1946年1月28日，由美中英苏法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事先根据盟军总司令的要求，各盟国推荐检察官和法官出席审判。1945年12月8日蒋介石复函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所拟以向哲濬梅汝璈二人为远东国际法庭我国代表一节已交行政院照派矣。”就这样，向哲濬当上了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检察官。

　　1892年出生的向哲濬，是宁乡县双江口人，曾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1925年回国后，先后做过北大、北京交通、法政等大学教授，出任这一职务之前是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记者于今年7月7日拨通了其幼子向隆万的电话，感谢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让我们领略了向哲濬在审判中的风采。

　　向隆万退休前是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06年6月，向隆万到华盛顿收集东京审判资料。在翻看庭审录像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段让他惊讶的情景：在日本辩护律师为25名甲级战犯作无罪辩护时，向哲濬走上法庭讲台，抢过话筒发言。尘封60余年，录音中的声音有点模糊，但画面上依旧可以看出是向哲濬在义正辞严地驳斥日方。

　　向隆万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他印象中，父亲“并不像录像里那样威风凛凛、咄咄逼人。他说起话来声音很轻，是一位儒雅、慈祥、和蔼的人”。

　　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半，当时的向隆万刚上小学。直到向哲濬去世，他对父亲在东京审判中的细节几乎一无所知。能将父亲的身影与东京审判联系起来的，是那台“雷明顿”牌机械式英文打字机，黑色机身和47个圆形按键。向隆万记得，那时候，向哲濬每次从东京短暂回家探亲，总是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坐在这台打字机前，“嗒嗒嗒”地敲打英文资料，一坐就是大半夜。向隆万后来才明白，这台打字机记录的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2.收证据，求助朱世明

　　1946年2月7日，向哲濬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为的12名日本侵华战犯名单。

　　但是，东京审判采取的是英美法诉讼程序，即定罪不是凭指控方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证据的确凿，不被被告辩护人驳倒，又要驳倒被告辩护人提出的不实证据。可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意搜集和保留证据，日本方面投降后又大量销毁犯罪证据，日本的文书档案也被盟军封存。因此，向哲濬他们的工作困难重重。

　　收集证据的途径无非是两条。

　　一条是到中国过去的日占区寻找人证和物证。档案显示，向哲濬于1946年2月7日到达东京后，立即多次向外交部、国防部、司法行政部发电，要求迅速提供日军在华暴行证据。尽管时间紧迫，各地还是提供了很多证据。

　　另一条就是到日本内阁和陆军省档案库查找。这时另一个湖南人帮了他，这就是时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驻日最高长官朱世明。1946年3月31日，朱世明飞抵东京时，正是向哲濬调查取证最艰难的时候。朱世明得知后，亲自出面，说服麦克阿瑟开放了被查封的日方档案，从而使得向哲濬从极度机密的日方文件中，获得了战犯们的第一手罪证。

　　在审判初期，向哲濬争得了有利于中国两项权利。

　　3、起诉起始日，始于1928年

　　一是确定对日本战犯的起诉起始日。由于美国等，也包括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的1941年12月，国际检察局也就有人提议起诉从1941年起。向哲濬当然不同意，要求回溯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31年的“9·18事变”，一直到1928年，即张作霖被日军炸死的“皇姑屯事件”事发年。因为从那年起，日本就采用大量战争行为，使得中国生灵涂炭。如果从1941年算起，哪怕从1937年算起，有的日本战争罪犯就会逃脱惩罚，有的可能重罪轻判。经向哲濬据理力争，审判庭决定起诉起始日为1928年1月1日。

　　二是对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由中国检察官负责。其理由是二人“在中国犯罪最多”。向哲濬这个提议得到美国籍检察长季南的采纳。

　　如此一来，向哲濬工作量就更大了。据统计，仅提证这一程序就历时9个月，审讯持续了两年半;审判共有全英文纪录材料48412页;检方与辩方的受理证据4336份。检察官向法庭提供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堆起来，有一尺多高。向哲濬参写的起诉书长达42页。为使对土肥原、板垣等的指控更有力，向哲濬还从国内搬来援兵，聘请倪徵燠为首的四名法学家作为中国检察官顾问。

　　4、414次庭审，20次发言

　　在法庭上，向哲濬同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舌战。

　　1946年5月14日，日本辩护律师为日本作无罪辩护：中日之间不存在战争，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向哲濬举证：从“9·18事变”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杀死了数以百万的中国人，包括士兵和平民;“7·7卢沟桥事变”，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随后，日本向全中国出兵，让无数无辜的平民，包括儿童、妇女死于非命……向哲濬用冷静而又铿锵有力的口气反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

　　许多场合，向哲濬团队与被告律师的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绝不下于战场上拼刺刀肉搏。例如：1947年10月6日就被告板垣的罪行，辩论了一整天。检方出场人及其辩论次数是：向哲濬25次、倪徵燠31次、桂裕5次;辩方出场则有5人，辩论92次。

　　向哲濬参加了全部414次庭审，除插话外，作了20次发言。这些掷地有声的言论都记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白纸黑字之中。正是在中国检察官团队翔实、有力的指控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了公正判决。

　　5、 检察官代表国家

　　1948年底，向哲濬回国。此时，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已成定局。他的岳父、老同盟会员周震鳞更是寄望于中国共产党。向哲濬拒绝了当局给他最高法院检察长和司法院大法官的两次任命，仍然当他的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是做教授，1960年就职于上海财经学院，任校英文教研室主任。他从不向人夸耀当年的经历。在同事们眼里，他是“有种不怒自威的神采”的老人，“不仅是个学者，更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有一次，有位知道他经历的老师打趣地问：“向老，东京大法(检察)官有多大?”他微笑着认真地答道：“代表国家啊!”

　　在东京审判中，他的心里装着中国，装着全体中国人民。有一次，老师们闲谈时问起他为什么“年过四十才有家眷”。向哲濬告诉大家，这源自在长沙修业学校的一段经历。当时，代数老师徐特立断指血书，反对列强侵略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向哲濬和同学陶峙岳也在衣襟上血书“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相约以国家责任为先，不过早谈婚论嫁。

　　6、 历史不会忘记

　　东京审判已过去60多年，向哲濬于1987年去世。但历史并没有忘记那场“伸张了国际正义，维护了人类尊严”，“是历史的审判”的东京审判。

　　作为东京审判重要参与者的后人，向隆万为呈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夫人蒋馥三次自费远赴美国搜寻相关资料。夫妇二人自己搭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处寻觅，捕捉到相关信息后，借来相关影像资料，将其拷贝下来。这些资料最后汇集到了由向隆万主编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并于2010年出版。

　　2011年初，在向隆万的奔走呼吁下，各方面对东京审判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上海交大成立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交大和国家图书馆合作，于2013年出版了83卷、近5万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目前，《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与法庭陈述》以及与中国相关的庭审纪录中译本，已经或正在编辑出版之中。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