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刹住“长风”

　　郭光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讲长话、写长文、开长会的风气又冒头了!

　　不是吗?某乡党委书记在到任见面会上讲了135分钟还谈兴正浓;某单位为了解决灭鼠经费报告写了洋洋万字还意犹未尽;与长话、长文相伴而生的会议长则半月十天、短则一天半昼……“长风”泛起，既浪费时间;又挥霍钱财;更败坏风气。

　　历史上，开明君主大都反对“长风”。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力戒文牍主义，简化公文，减少文件，提高效率。有次，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折“陈时务累万言”。朱元璋看了勃然大怒，“责之以杖刑”，曰：“所以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辞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历史上，唐宋元三代遗传下来一个坏风气，就是皇帝任命一个官，这个官会照例上表推辞，一而再、再而三委婉谢绝，皇帝则会照例不许，一而再、再而三降旨劝勉，直至其上任为止。这种浪费时间、耗费纸墨的官场游戏，也被朱元璋下令废除。

　　有些同志觉得讲话、作文、开会，非长不足以显示自己理论上的高深。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一席讲话、一篇文章、一个会议和一部剧作的价值怎么样，并不在于它的篇幅有多长、用时有多久，而在于它是否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揭示了真理的力量。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作演讲和写文章历来都是言简意赅，即使是阐述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如此。1992年，他在谈到计划与市场两者关系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被理论界争了好几十年的敏感问题，邓小平同志仅用了77个字，就揭示了两者的本质关系，受到中外理论界的高度赞扬。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短是千锤百炼的结晶，既是量的优化，又是质的提升，更是理论的精髓所在。

　　话风、文风和会风，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思想素质和工作作风。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1793年3月连任总统。他的就职演说全文只有140个字，却表明了其谦虚、谨慎的态度和对国家、对人民尽心尽责的决心。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首次接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用时仅15分钟。当他在论及“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重大话题时，连标点符号在内只用了21个字，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真可谓是“短”的榜样、“精”的楷模。透过上述深刻而又简洁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是伟人们忧国爱民的高尚情怀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当然，我们反对“长风”，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越短越好。一些文艺作品，内容上确实特别需要，长一点、多几集并非不可。重要的是作者们必须有“精品意识”，心里要时刻装着听众、读者和观众。那种为做长而强做长的长话、长文、长会和长剧，是无论如何没有必要的。

　　我们已经步入信息时代，人们对时间的珍惜已经由过去的年月日转变成了今天的时分秒。时间就是生命。须知陶醉于“长风”的人，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批评的：“无端浪费人家的时间就等于是谋财害命。”如果大家都能够从这样的高度认识问题，那么刹住“长风”便指日可待!

　　(作者系邵阳市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