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象”

　　——周竹安暗战长沙之二

　　1960年，周竹安(前右一)和吴克坚(前左一)等摄于四川花溪。

　　吴克坚

　　沈安娜

　　1956年，周竹安任驻保加利亚大使时和夫人摄于索非亚。

　　本报记者 文热心 通讯员 李敏 钟铁球

　　周竹安的代号为什么是“象”?至今是个谜。

　　但外人来琢磨周竹安的身份，确实有点如“盲人摸象”：一堵墙、一根柱、一根管?这种“多侧面”，反将他的真实身份掩盖了。

　　正因为这样，中央派周竹安来长沙“策反”，可谓适得其人。周是“老长沙”、“长沙通”，熟悉环境;周从上世纪20年代末“入行”经商，是个职业“生意人”，有可靠的身份掩护;周有个银行家岳父，可以周旋于高官要员之间，甚至接近政权中心。

　　1. 徐特立的高足

　　周竹安，1891年12月27日出生于望城。他3岁时跟身为塾师的父亲周尉彬读书识字，后入私塾求学。1912年，周竹安考入长沙师范学校，成为徐特立的学生。在学校里，他深得徐特立的喜爱，是徐经常挂在嘴边的得意门生。毕业后，周竹安被聘用为长沙师范附属小学主事，后来还做过周南女中教员等。

　　周竹安给力陈子展是长沙教育界的一段佳话：1913年初，陈子展冒着风雪，从乡下步行80里，报考长沙师范学校。抵达学校时已是晚上8时。可报考期限已过，陈子展急得大哭。正在学校留守的周竹安见状十分同情，将他带入校内，并以当晚情景命题，要他写一篇《雪夜赶考记》。陈子展很快写就，周竹安阅后叫好，遂极力向校长徐特立推荐，陈子展得以破格录取。陈子展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长达56年，是一位研究古典文学卓有成就的学者，著作等身。

　　与徐特立等这种农村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一样，周竹安也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他回忆说：“我参加工作的三个单位，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省农民协会、长沙中学”，“马日事变”时，“都是一夜被解散，工作同志或被惨杀、或转入地下、或离开长沙”。当时省农民协会设在局关祠，好在事变当晚没有住在那儿，他的真实身份也未暴露，因而躲过一劫。

　　后来，周竹安被组织安排到汉口工作。他在汉口一处不算繁华也不太寒酸的街道上找了一家旅馆，发挥其能写会画、精通金石篆刻特长，以代人雕刻图章来作公开职业，一来解决衣食问题，二来藉以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他此时化名为周道南。

　　2. 上海滩的“会计”

　　周竹安被派到长沙策反，另一个原因是，自1928年以后，他一直有个商人身份作掩护。

　　说起他的商人身份，得说到“中共红色管家”熊瑾玎。在汉口时，一次组织上派交通员持一封给“熊泰愚”——熊瑾玎的信，让周竹安转交。谁知信还没有送到周竹安手里，交通员就半途被捕。于是，周竹安也被捕。与周竹安不一样的是，熊可是在反动派那里挂了号的。被捕后，特务逼迫周竹安承认是共产党人，并追寻“熊泰愚”住址。周竹安多次被拷打得昏厥休克，特务用冷水浇泼，待他苏醒继续拷问。他的双膝被敌人“踩杠子”损伤，造成终身后遗症。周竹安仔细分析敌人审讯内容，确认敌人并无证据坐实他是共产党人，而熊瑾玎也没有被敌人逮捕，于是抵死不招。

　　中共元老曾三在口述材料《和周竹安同志一起坐牢的日子》回忆：“……特务们重点审讯周竹安。周竹安以被捕交通员不认识自己，更不知道熊泰愚是何许人，当然不会收转对方的信件来反驳。竹安还述说自己是湖南人，出身在富裕之家，农民运动高涨时老家遭难，漂流到汉口，以镌刻图章、代书词讼来谋生，根本不懂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更没有参加过其他政党。”这“让特务们无计可施”。“一周多后，周竹安用一块银元送给看守，买通与外界联系渠道，由党组织找汉口东区管理局宋局长”，由宋出面将他们保释了。

　　周竹安出狱后，湖北省委安排他和徐特立一起赴上海。不久，反动派千方百计抓捕的熊瑾玎亦由组织调到了上海。于是，两个老伙计——长师同学、长师附小同事、大革命时的战友都担任了党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熊瑾玎以“福兴号”商店老板为掩护，周竹安则做了“熊老板”的会计。

　　3. 实业家的“秘书”

　　周竹安从此踏上了“经商”路。就是后来受党派遣到比利时、法国留学，成为旅欧支部负责人，一个时期他也是以账房先生身份作掩护的。

　　1940年初回国后，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南方局社会部情报人员，职业却是重庆大商人任宗德的“本产总管理处秘书”。周竹安很有经商天赋。任宗德后来回忆说，在渝时，他经周竹安提议而办了面粉厂锯木厂，并听从周的建议——面粉厂让沙千里任老总，结果经营得很好;接下来，又帮他重组了一家银行，发放经营贷款与从事经济担保，一下子让他的资产翻了好多倍。他还说，在没有办影业前，在他发展经济实业与资助民主革命活动中，周竹安所起作用最大，是他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并说：“我的巨额资金交他管理我最放心，其间就是支票图章均交他保管，成亿资金出入上百两黄金收入只要是竹安说了的，我都首肯，无不放心……”后来，任宗德和中共合作，出资在上海办昆仑影业公司、大孚出版公司，全都委托周竹安。

　　4. 社会部的骨干

　　1928年底，周竹安开始欧洲之行。熊瑾玎与周竹安这对患难兄弟在上海码头上道别。一个月后，他乘坐的轮船抵达法国马赛港，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吴克坚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迎接他的到来。

　　11年后，他回到国内，到陪都重庆向中共南方局社会情报部报到。《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就是情报部的负责人，于是周竹安成了他的助手。在这里，周竹安的具体工作是：领导一位打入“中统”核心的内线人员，获取国民党中枢部门的机密情报。虽然，这一事还没有解密，但有一件事可是举世皆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特别烦恼，他感到自己的一举一动，哪怕是一声咳嗽都被共产党了如指掌。虽然蒋的情报部门认定他身边隐藏着共产党人，可又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因为蒋介石办公厅秘书人员都得经三个中央特别执行委员介绍(实为担保)方能进来做事，谁能随随便便说谁有共党嫌疑?譬如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保得最多，可谁敢把矛头对准他?

　　其实，蒋介石身边确有共产党人，凡重要会议必作记录的沈安娜就是!而沈就是吴克坚、周竹安领导的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共产党员。沈在此期间为中共提供了许多极其机密的情报，被誉为“摁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5. 湘绣的“大买家”

　　周竹安以什么身份来长沙呢?1949年4月，中共上海社会部负责人吴克坚根据周恩来指示，密召正在长沙家中养病的周竹安速返上海。5月7日，周竹安返回长沙，设立地下电台，开展湖南和平解放的策反工作。

　　周竹安“长驻”长沙的招牌有好几个，其中两个是上海昆仑影业公司秘书、湘绣商人。因为那时上海湘绣商店不少，进货渠道唯有湖南长沙地区。据1950年6月长沙刺绣同业公会筹备组所编《湘绣辑》(一)中记载：“1949年5月，铜官陶工周生茂介绍上海刺绣买家周竹安在裕丰绣庄秘密定绣斯大林画像。”其实，作者不知，定绣斯大林的画像只是周竹安的“副业”，“主业”却是一笔“大买卖”——为湖南和平解放进行策反，带来的两个“伙计”，赵翰林、章朴，都是电台工作人员。

　　6. 银行家的女婿

　　据周竹安的女儿说：他父亲的第一个妻子病逝后，“1940年1月……经组织介绍，父亲与我母亲金先倜结婚。我母亲也是长沙人，当时在银行任小职员”。金先倜系时任湖南省银行副总经理金贡安之女。从他“在任期间……曾抵制中央银行发行的银元券”的作为来看，他应该是程潜的“钱袋子”之一。

　　据金家后人编写的家史《听鹂堂轶事》中记载：周竹安当时的公开身份之一“是开设在南门八角亭的XX绸缎庄经理。每到节假日，姐夫(竹安)和大姐(先倜)带女儿到我们家来。他们西装革履、绫罗绸缎，有钱人的打扮，名义上是看看父亲，实际上是为了收集情报”，金贡安“常对他说省里又开了会议，程颂公(程潜)主张不要硬拼，不能再让生灵涂炭等等”之类的消息。

　　事实是：在湖南和平解放中，金贡安顶头上司李维城是程潜面前说得话起的人，而周竹安与“李维城取得了联系”。湖南和平解放工作中几个骨干——邓介松、肖作霖、唐伯球等，都是金贡安的好友，周竹安不仅联系他们，而且请他们“协助作稳定程潜的工作”。唐生明同样是金贡安的好友之一。这些人也成了周竹安的“工作关系”。(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