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美三爹

　　——上世纪初乡村小知识分子追求一瞥

　　陶冶 文热心

　　解放后，徐特立(左)和熊瑾玎(右)在北京合影。(资料照片)

　　徐特立题词。本报记者 摄

　　唐贻承

　　唐璐供稿

　　熊瑾玎所作的挽联︒本报记者 摄

　　陶冶 文热心

　　在长沙县江背镇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并不起眼的墓。墓主唐贻承，虽然正史上并没有他的名字，而为其题词作联的却是中共党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徐特立、熊瑾玎。徐特立的题词是“正气长存”，刻写在墓前的石匾上。熊瑾玎的挽联是“子女三人皆有功于革命;此公千载著无限之光荣”，刻在墓前两旁的石柱上。

　　在一个春日的下午，笔者又一次来到这里。浏览着那匾、那柱、那墓。山风吹来，松涛阵阵，笔者的耳中分明听到了三位“放牛朋友”聚首在回顾过去，笑谈今日。

　　1.

　　三个“少”爹爹，关系不一般

　　上个世纪初，长沙县五美乡一带有三个爹爹：徐特立字懋恂，所以人称“懋恂二爹”;熊瑾玎字泰愚，人称“泰愚满爹”;唐贻承人称“贻承五爹”。这个“爹”字在长沙农村叫的不一定是老年男人，对有一定年纪、有一定威望的男人也这样尊称。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也就40多岁不到五旬，是爹也得加个“少”字。

　　徐特立的一生是部传奇，名声至今很响，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做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府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熊瑾玎一生同样传奇，被称为“中共红色管家”，解放后官至副部级。唐贻承虽没有像“二爹”、“满爹”一样亲身进入红色阵营，可把子女都送到了延安，后来都出任中共局级领导干部。

　　三个人关系很铁。早年在乡村时，也就铁出许多趣事来。不过，在今人的眼光看来，三人的铁关系折射的是乡村社会小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追求目标。

　　2.

　　二爹说五爹：是个好演员

　　三个爹爹中，二爹和五爹年龄相近。还是孩提时，他俩就一同读蒙馆，读了五六年后，又一同回家种田。回家后，乡亲们视其“读书人”。当时读书人很吃香，乡亲们办红白喜事等，都少不了请他们帮忙，或写对联，或写书信，或做文诉，或写契约。

　　满爹虽然20岁才入二爹的梨江师范，年纪也比二爹、五爹小9岁，可三人情投意合，人称“油盐坛子”，也就是不分彼此。

　　情投意合之深可谓入骨。一次，一位张姓乡亲去世了，孝子找唐贻承写祭文。这天，恰好唐贻承要主持堂弟的婚礼，便要张去找徐特立。徐特立正在种菜，见孝子有求，二话没说，上墈后先问明逝者身世，便动手写起来。写好后说：“我只能写(本章)，不会读，你找唐贻承好了。”孝子又来到唐家，唐贻承洗过脚便和孝子来到张家。上祭时，唐贻承看也不看，捧着祭文就朗朗地读起来。他声情并茂，不仅孝家听了嚎啕大哭，连看热闹的也泪流满面。徐特立得知后，笑唐贻承是个好演员，唐贻承却说：“演员再好，没好剧本也是枉然。”

　　3.

　　三个好爹爹：乡里办学校

　　面对繁杂的乡里应酬，徐特立深深体会到农友们没有文化的苦楚，便在家里办起一所蒙馆，以期普及文化知识。初办蒙馆，生源不尽人意。徐特立好不苦恼。唐贻承得知后，立刻走东家串西家搞宣传，讲没有文化备受欺凌之苦。他说，浏阳镇头有个叫胡庆云的农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了一笔钱，买了地主刘三元的田山屋宇。刘家屋前本有棵柿子树，刘提出柿树不卖。谁知到了写契约时，刘把“柿树不卖”写成“是树不卖”，让胡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状，吃了大亏!唐贻承游说真有效，蒙馆由几个学生增加到30人。

　　经多方筹措，徐特立在1913年办起了一所新式学校——五美学校，结束了五美仅有蒙馆的局面。徐特立聘请熊瑾玎当校长，唐贻承做校务主任。

　　唐贻承好不兴奋，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校舍好，还要学生恳求好，才是真好;

　　创业难，如果大家不畏难，又有何难?”

　　熊瑾玎看了，觉得这对联很有意义，想用木板刻下来挂在校礼堂两边。唐贻承却不肯，说这对联没有文采，太俗气了，挂在墙上给学校丢丑。熊瑾玎却说农村对联就是要大众化，土一点没关系。于是，他自己花了一箩谷，买来两块厚厚的楠木板子，又请来雕刻师傅，将对联刻成挂了上去。

　　不久，徐特立从长沙回来看了，大加赞赏，说五爹才思敏捷，满爹慷慨解囊，有这样的好老师，五美学校大有希望。1952年，徐特立回湘省亲，抚摸着对联说：“这是我两位好兄弟。”

　　4.

　　三个“红”爹爹：大“闹”长沙城

　　三位爹爹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都进了长沙教书。当然，徐特立走在满爹和五爹前面，成了湖南省的“教育王”，创办过多所学校，而最有名的是长沙师范学校。二爹扛旗，满爹、五爹得帮忙，或者说二爹提携另两爹。1920年，在徐特立的推荐下，熊瑾玎做了长沙女子师范总务主任，唐贻承做了长沙十三小学校长。

　　进了城，他们都变“红”了。这种变，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种主动性变化。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新思想、新知识之风劲吹，三个爹爹如雄狮猛醒，抛弃“教育救国”的理念，边教书，边投身到革命的洪流。徐特立到各学校演讲，宣传革命。一天，徐特立问唐贻承十三小学的宣传工作做得如何，唐贻承说：“都是一些小娃娃，他们不懂这些。”徐特立说：“那你就错了，就是要在小小的心灵里播上优良种籽，让它生根发芽。”唐贻承笑了说：“这不像读祭文，有你写的本章。没本章的东西叫我如何讲?”徐特立也笑了说：“那好，明天修业学校约我去演讲，你同路去。这次是读论文，论学潮，论工潮，论国家大事。这本章不是催人泪下，而是唤起人们觉醒!”

　　在修业学校，徐特立一开口就讲长沙公葬陈天华、姚洪业烈士;讲汉口教案、辰州教案、说当局认贼作父，一味害怕洋人，签订一个又一个的卖国条约;还讲长沙“抢米风潮”……讲到激愤时，断指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唐贻承见了，先是吓一跳，然后冲到台上，带头高呼“打倒卖国贼，还我中华”……

　　唐贻承回到家里，久久不能平静，想着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情景，想着徐“播上优良的种子”的叮嘱……

　　次日，唐贻承向十三小学的师生们演讲了。他没用徐特立的“本章”，而是讲本地的现实。他说：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有晒得黝黑的人穷，蓄得雪白的人富?挑肩压担的人穷，指手画脚的人富;种谷撒秧的人穷，五谷不分的人富?接着，又揭露衙门的种种劣迹，说：“一把手，一言堂，一支笔，一栋房，一辆车，一娇娘，一身肥肉，一口官腔，一身铜臭，一代阎王”，把官僚政客鱼肉百姓作威作福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台下掌声如雷，口号此起彼伏。修业也“红”了。

　　这个时段，徐特立外出演讲尤为频繁，而作陪的一定是唐贻承。

　　满爹虽然没有这样“闹”，却是来实的，参加了新民学会。

　　5.

　　五爹救满爹：

　　中共有“管家”

　　1927年“马日事变”后，熊瑾玎是国民党反动派追捕的对象。

　　事发后，他摆脱敌人的追尾，一早躲进家住犁头街的唐贻承家里。唐贻承将熊瑾玎藏进楼上的木板房里，把中晚餐安排后，将楼梯背开藏好。他将大门锁上，来到百货店，购了一件蓝布长袍，一顶礼帽，故意待到断黑才回家。待他打开门进来，熊瑾玎便告诉他好险，白天来了几趟人大喊大叫敲门，好久才离去。接着，唐贻承叫熊瑾玎赶快换好衣服，离开长沙去武汉。

　　熊瑾玎化妆成商人。唐贻承领着他出后门，直奔湘江码头……熊脱险后，从武汉去了上海，成了中央机关的“红色管家”。

　　6.

　　二爹赞五爹：

　　儿女都革命

　　后来，徐特立、熊瑾玎都走上了职业革命道路，而唐贻承仍留在长沙，可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上个世纪40年代，唐贻承七十大寿，徐特立写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贻承五公：

　　足下七秩大寿。三四千里之遥，未能亲加庆贺，歉甚!回忆五十年前，甲午以后，我们还是青年小伙，尤其是瑾玎总角，我们即留心地方事业，至于国家大事，关心虽切，无从着手，资浅力薄，只能从家乡做起。足下的女儿侄娣成群地抛弃家乡，远在数千里参加革命，这是五十年前梦想不到的。足下七十大寿，虽没有儿女绕膝，老友称觞，而国家民族解放的呼声与寿觞交相辉映，非今世俗之所谓荣幸可比也。

　　信中所说唐的“女儿侄娣成群”参加革命之事，其实都是徐特立经手的。抗战初，徐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唐将三个儿女和几个侄娣交给徐，让徐送他们去了延安。唐的大女儿荣枚曾是延安鲁艺学院音乐系教授，后任中央民族乐团团长、党委书记，获过莫斯科国际大奖。二女儿荣前解放后做过湖南省高教局局长。儿子唐一正上过抗日前线，从事过新闻工作，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笔名柯蓝，曾做过《红旗》杂志社文艺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