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上的秦二世昭告文书，强调自己“奉遗诏”;觚上现“张楚之岁”，是第一次出土关于张楚政权的考古资料——

　　益阳兔子山遗址有惊世发现

　2013年7月21日，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简牍。部分木牍和竹简已被清洗出来，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资料照片)本报记者郭立亮摄

　　本报记者 李国斌

　　位于益阳市赫山区的兔子山遗址，文物部门经过2013年的考古发掘，发现各类遗迹近百处，出土了战国晚期至三国孙吴时期的简牍1.3万余枚，其内容被证实是益阳县衙文书档案。

　　“这是继马王堆汉墓、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之后我省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评价益阳兔子山遗址。

　　1月8日，省文物局主办的“2013年湖南考古汇报会”上，兔子山遗址的发掘领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春龙详细介绍了遗址的考古发掘情况。

　　古井里掏出1.3万枚简牍

　　兔子山遗址发现于上世纪80年代，此前已有证据表明遗址是益阳县古城所在地。2013年春节后，益阳市文物部门启动对遗址的发掘工作，5月28日，考古人员在清理一口古井时，发现几片残断的木牍，上面隐约可见墨书的字迹。这成为发现简牍的开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迅速介入考古发掘。

　　至2013年底，遗址共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弄清了城址的性质和基本范围，城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宽约200米、南北长约300米。共清理古井16口，灰坑56个，灰沟7条，房屋建筑遗存9处。

　　16口从战国至三国时期的古井中，有11口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简牍，经统计总数达1.3万余枚，其中3号井出土简牍数量最多，约8000余枚，6号井次之，约1000余枚。据现场考古队员介绍，大多数古井的简牍与其他出土物混杂在一起，估计是作为垃圾陆续丢入，也有部分古井的简牍比较集中，如3号井，基本保持着成捆的状态，可能是集中处理的。

　　除了简牍，古井内还出土了陶瓷器、漆木器、铜镜、铁器、木质生产工具等各类珍贵文物。

　　罕见县衙文书档案重见天日

　　简牍从古井提取后，为了避免因高温发生变化，立即运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设在长沙铜官窑考古遗址公园的恒温恒湿实验室保存。

　　记者在实验室看到，文物保护人员正在对简牍进行保护、清洗、修复、扫描、释读。洗去泥沙，简牍上用毛笔写的文字仍然清晰可辨，尽管它们已在泥水中浸泡了约2000年。

　　从整理情况看，1.3万余枚简牍，其年代横跨战国、秦、两汉直到三国孙吴时期，其中以两汉时期数量最多。简牍中发现了“建平”、“延平”、“元始”、“建安”、“嘉禾”等多个年号，具有重要价值。

　　作为著名简牍研究专家，张春龙介绍，简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多个方面，尤其是3号井中的简牍，已确定是西汉晚期刘姓长沙国益阳县衙署档案，具体内容分为司法文书和吏员管理。司法文书多是刑事案件审结记录，详细记录了文书产生的年、月、日，承办官吏职位、姓名，涉案人员，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判决结果，记录者姓名等。地点涉及范围广泛，具体记录方式为郡、县、亭或郡、县、里，有长沙、益阳、茶陵、临湘、索、南阳、宛邑、南郡、江陵、新安里、万岁亭、益阳亭等。吏员管理有吏员人数统计，乡、里官佐的任免等。

　　如有一枚大型木牍，就记载了一个贪官落马的经过：一名叫“勋”的吏员，在把钱从益阳运到长沙时，贪污了一些，后来案发，案子于元始二年审结，结果是判刑3年并追回赃款。

　　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郭伟民看来，这些简牍涉及的内容，俨然就是一份地方政府日常工作和基层社会生活的记录档案，生动再现了古代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变迁。

　　秦二世昭告文书和“张楚之岁”觚

　　郭伟民表示，此次发现的简牍数量之大、时代延续之长，在全国都极其罕见，“尤其是秦二世的昭告文书及‘张楚之岁’觚，更是惊世之发现。”

　　秦二世胡亥在史书记载中以残暴愚蠢闻名。此次出土的一枚秦代简牍，内容经考证是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昭告文书。文书说：“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背面为“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

　　张春龙认为，简文内容是秦二世继位后第一年的第一个月颁布，文中强调继位的合法性，也稍有改革以惠及民众的意思。其部分内容可与北京大学藏西汉简牍中的《赵正书》互相印证，对于研究秦二世其人和秦代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此次发现的一个六角形觚，上有“张楚之岁”4字，更是让史学界惊喜不已。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建立了张楚政权，由于存在时间短，后世几乎很少提及。兔子山遗址的这一发现，是第一次出土关于张楚政权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张楚政权的性质和秦末汉初的历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填补汉唐县城考古的空白

　　对兔子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国内考古界投来热切的目光。不仅因为简牍留下的史料对解读中国古代史给出了极为重要的佐证和依据，乃至改写具体的历史结论，而且可以填补我国汉唐县城考古的重大空白。

　　“兔子山遗址未间断地保留下了战国、秦、两汉、三国孙吴时期的遗迹遗存，包括古城、古城壕、衙署遗迹，遗址区古井、地貌、水系等基本格局两千年来演变的历史痕迹清晰可见。”郭伟民说，这种考古遗址在全国十分罕见，是湖南乃至全国城市考古学研究不可多得的遗址，也是探索益阳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活标本。

　　之前湖北出土的简牍，确定益阳在战国时期就已建县，是湖南最早设立的县城之一。而传世文献中关于益阳的记载极少且非常简略，只是记明益阳为长沙所辖，至于益阳县的幅员、人口、物产等均无记载。张春龙告诉记者，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可以明确兔子山遗址是楚、秦、两汉、三国吴各朝益阳县衙署所在地，各时期的简牍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既可编缀益阳的远古历史，也可以推而广之，据此研究各朝的政治、经济、司法制度，了解县乡政府的运作和普通吏员、百姓的生活情况。

　　益阳市文物管理处主任曹伟透露，兔子山遗址作为益阳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市政府已决定对它进行原址保护，目前正在编制保护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