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强县，路有多长?

　　——县域经济新观察之三

　　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吕运涛 李锋

　　201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其中确定浏阳市、耒阳市、澧县、沅陵县作为扩大经济管理权限试点县域，给县域经济发展实行政策松绑，此举释放出强烈信号。

　　文件要求，除国家另有明确规定外，扩权试点县域享受与地级市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省级行政审批权原则上直接放权或委托给试点县域办理，可直接参加省及省直部门召开的相关会议。

　　文件出台后，落实情况如何?3月下旬，记者前往浏阳调查，深深感到经济的繁荣，与企业的羁绊更少,与地方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息息相关。

　　一年半办不下来的国土证——一道关于成本的计算题

　　在湖南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浏阳现象”独树一帜，2012年，浏阳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1.1亿元，完成财政总收入55.3亿元，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评选中居第60位，在湖南县域经济中排名第二。

　　市场做大了，就想扩大规模，只是大也有大的难处，而最大的难，莫过于土地审批了。

　　市里一家木业公司，申请30亩土地上个新项目，2011年11月就与工业园区签了合同，可到现在国土证还没办下来。董事长急了，亲自带着办事员跑了十几天，总算有了点效果，下周可望“进仓待审”。

　　同样的问题，在调研好几个工业园区或部门时，都有人提及，有人甚至说：“要扩权，就从国土部门扩起，这里的权扩了，效率就会提高几倍。”

　　对此，浏阳市国土局却大呼国土部门“比窦娥还冤”，因为批地办手续，在进入国土程序前，就要盖27个公章，这些章跑下来，没有一年半载搞不成气。

　　27个公章!涉及到什么部门呢?国土局的同志粗粗算了一下，征地这一块，组、村和乡政府都得盖章，另有规划、水利、环保、林业、文物、交通、发改委等众多部门，有的部门在浏阳盖了章还不够，还得向市局、省厅申报。

　　那么，如果涉及到市局、省厅的公章，是不是可以跑一趟长沙，就全盖齐呢?没那么简单，因为下一个部门的审批，非要等上一个部门的手续办齐了，才开始启动。

　　如此说来，每个公章平均花费时间以一周计算，就是27周。可有的公章一周还盖不下来，有的部门盖章前要来现场勘察，而且还不能马上过来，因为要勘察的地方太多了。一个字，等!

　　还有让人哭笑不得的“纠结”：

　　去年以前，规划局与国土部门之间的座标体系一直没有统一，往往是图纸在规划局这一块通过了，向国土部门申报时，图纸得重新做过。为了图纸、测绘，企业就得跑上大半年时间，公章也需要反反复复地盖。

　　等进入国土程序，再走一趟县、市、省三级审批，以及招拍挂流程，这样归总一下办证时间，浏阳市国土局的同志也承认：“半年算快的，一年两年也不奇怪。”

　　浏阳市两型产业园管委会书记魏远德对此深有感触：“现在是引进品牌企业容易，企业要落地却难乎其难，因为土地审批的相关手续太繁杂了。就算我们有耐心等，可企业等不了，项目等不了，早转到别的地方去了。”

　　其实，这种种麻烦，并不只在浏阳，放眼众多县域，也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审批环节多，还衍生出不少中介机构。有一家大型饲料公司的老总说，现在搞生猪规模养殖，3000头以上要向市州一级环保局出具环评书，这环评书就得花15万元请环境咨询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来做。“环评书为什么要收15万?不知道。有用吗?没人理会。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只管程序要合理。”

　　“报纸上不早报道过吗?有的中介机构，就成了‘第二政府’。”这位老总一声叹息，加上这15万元，整个环保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30万元。

　　漫漫审批路，却也逐渐让人看到了曙光，浏阳市环保局就提到，自去年10月浏阳市被确认为扩权强县试点县以来，排污许可证等三项审批权限已下放到浏阳，给服务对象带来了便利。

　　去年10月开始，长沙市国土局便不再对浏阳市的用地申请逐一现场审核审批，只签字备案即可，这一中间环节的省略，节省时间两个月。

　　记者不禁大胆设想，要是27个公章也省略一半，又能节省多少时间呢?

　　扩哪些权，市场最清楚

　　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多少环节，有多少规定在阻碍它的滚滚向前?

　　浏阳是“花木之乡”，仅花卉苗木销售，一年就完成产值20多亿元，若算上园林绿化工程等衍生的产业链，综合产值近200亿元。但让花木经营户颇感不便的是，他们在培植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时，培植许可证需前往省林业厅办理，“要是二级许可证能下放到县一级，一级许可证下放到省里就好了。”

　　浏阳市两型产业园是全国知名的健康食品产业园区，入驻了21家健康食品精深加工企业，管委会书记魏远德一直头疼的是食品监管的“婆婆”太多：不仅有食安办，还有质检站，不仅要抽检，还要送检，县里来检了，市里省里还要来，而且不定期，企业疲于应付。“如果食品安全标准不一样，来这么多趟还可以理解，可它的标准一个样，为什么不能做点减法呢?”他认为省市等上级职能部门应多一些宏观管理，微观上的监管可以放权给县域的相关职能部门来做。

　　浏阳市环保局则提到，过去有规定：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须经省环保厅的环评审批。可现在企业投资的项目，规模都在集中，动辄1亿以上，若个个要报省厅审批，时间成本太高。他们希望提高资金额度，或直接把审批权力下放到县一级。

　　省委农村工作部县域经济与农村开发处处长董成森说，浙江省之所以扩权强县的步子迈得那么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市场“倒逼”的结果。譬如义乌市，是全球最大的日用工业消费品流通中心，在这里进行商品流通的，全世界有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异常活跃。为了适应如此繁荣的市场经济，2008年，浙江省在已经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基础上，下放义乌618项权限;2012年，又下放给义乌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357项。

　　扩权以后，权力交给谁?省重大决策理论咨询专家、湖南商学院经贸发展研究院院长柳思维教授认为，扩权强县，转变政府职能乃首要。扩权强县并不是把权力集中到县一级政府手中，而是要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才是扩权强县的内核。

　　“扩权强县了，县域同样要实施政府机构、行政审批、财税和投融资等体制机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政市分开。政府部门要强化公仆意识、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县域的行政机构一样可以大大精简。”柳思维说他曾有个同事，下海后到义乌做首饰贸易与生产加工，在那里，一年到头，都没什么政府职能部门上门干扰他，他只要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行了。

　　扩权之路有多长?

　　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去年以来进行的调研中，至今为止，4个试点县域共提出扩权建议181条，涉及51个省市部门和单位。

　　要扩这些权，到底多不多?

　　“如果跟沿海发达省份比起来，一点也不算多。”董成森说，今年1月底，省委农村工作部组织工作组赴浙江省考察，在那里，他们了解到，浙江之所以在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中占了20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在扩权强县的探索和实践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浙江按照“能放就放”的总体原则，除了已下放1000余项原属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外，还梳理下放省级管理权限406项，占省级部门现有管理权限的42.7%。浙江省还出台了我国首部扩权强县的政府规章，将扩权改革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但在我省，这样的扩权，却让有的职能部门认为多了。

　　2005年、2010年，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下发文件向县域扩权282项。2012年12月，省委农村工作部调研扩权强县的4个试点县域文件落实情况，2005年的扩权决定基本落实到位，但2010年的省政府令第249号扩权260项中，浏阳市有17项、澧县有8项仍然没有落实到位，或是省直职能部门没有下放审批权限，或是市州审批程序仍未按要求减省。

　　扩权强县，与浙江相比，湖南实施的时间明显落后，在落实过程中，仍有不少阻力，对于有的职能部门来说，在权力与利益面前，放权实在像是“割肉”。

　　也有试点县域的主要领导提到，赋予试点县更多更大的管理权限，是省委省政府对加快县域经济的鼓励和鞭策，但也可能会让地级市或多或少在心理上、行动上减弱对试点县的直接支持力度，浏阳市长余勋伟就认为：“如果市里的支持减少了，试点县不愿意，也不是省里想要看到的效果，所以顶层设计要明晰，机制与各方的关系都要理顺。”

　　扩权强县，我省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路长道远责任重。但如果该放的权力下放了，各个县的县域经济发展的“蛋糕”，应该远比现在做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