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多年来一直是全国产大米最多的省份，产粮多也是我省许多县能说得起话的“基础”。随着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规模种植在我省许多地方风生水起。大户种田，光荣的背后，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

　　种田大户的困惑

　　本报记者　李志林　刘银艳

　　通讯员　吕运涛　李锋

　　3月中下旬，记者奔波、穿行在湘南、湘北的农村。

　　三湘春色，早已褪去了早春的寒气，池塘和小溪沟里，已经温润起来;田埂上的青草，在水田里铺出根根绿线，淹没在盛开的金黄色油菜花海中。

　　时不时有水牛闯进我们的视野，而在稍微开阔的田野上，旋耕机在水田里突突地奔跑着，在身后翻卷起一沟沟新泥。

　　这样的景象，映照着我省这个全国产大米最多的省份的荣光。10多年来，我省稻谷产量一直稳定在600亿斤左右，为全国粮食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种田大户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开始挑起我省粮食生产的重担。根据省农业厅的调查，目前我省租赁转包耕地面积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已超过10万户，涉及耕地面积超过500万亩，占全省耕地的9%以上。

　　采访中，我们与一些种粮大户，在田地里拉着家常，他们说着丰收的喜悦，也说出一个个在实际中遇到的困惑，希望帮助解决。

　　祁阳陈桂平：

　　种田270亩，一年能赚20万元，

　　仍是一声长叹

　　3月14日，记者来到祁阳县大村甸镇徐家村，见到了种田大户陈桂平。50开外的他，敦厚的身子，黑黝的脸庞，加上一双粗糙的大手，一看就是一个经常在田里摸爬滚打的种田“把式”。

　　陈桂平2009年开始租田种粮，并不断扩大规模。现在租种着两个村8个组100多农户的270亩水田，年租金每亩100到150元不等。

　　回来种田之前，陈桂平在当地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木匠，常年随着装修队在外面打工挣钱。

　　陈桂平因要照顾生病的母亲，只好回家了。有人告诉他，就他那二三亩田，累死了一年收入二三千元，不划算。不如扩大规模，租村里荒芜的田种。

　　于是，他走家串户，与乡亲一个个商谈交涉，费了很大的劲，逐步将附近乡亲270亩水田，以合同契约的形式，纳入到自己的名下，做起了“田包头”。

　　随着种田规模的扩大，他买回了旋耕机、插秧机、杀虫喷雾机等近10万元的农机。

　　我们问他去年的收入，他避而不答，而是跟我们算起了成本账。他说：在他们村，大多数人都是种一季稻，但为了提高效益，他改种双季稻，一般情况下每亩各种成本加起来要1600多元，产量按吨粮田计算，去年早稻每50公斤132元，晚稻134元，一亩毛收入2600多元。

　　记者一估算，告诉他种这么多田，少说要赚20来万。没想到，他回过头来，一声长叹：“钱是赚了些，但我买农机、建仓库等固定资产投入及设备维修，你们没有算进去，今年有些设备又要更新了。再就是种这么多田，累死人，这三年村里人都说我老了10岁。春上一开犁，便又要起早贪黑，没有日夜了。”

　　种田大户盼支持

　　田种多了，陈桂平也十分关心时政，特别是一些农业政策。他说，国家的种粮补贴政策，本意是鼓励和引导农民多种粮，种好粮。这些种粮补贴，是按原来土地的户头，直接发给农户的。但对于他们这些通过土地流转来专门种田的大户来说，却拿不到补贴。

　　他掰着手指头给记者说了一笔账：“包括直补、良种、农资综合补贴，国家投入的资金每亩有近130元，如果他这个真正种粮的能得到这笔补贴，可获得3.5万元左右的资金。”

　　“我也承认，我与乡亲们签订的转包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买卖。国家给乡亲们的种粮补贴，不可能再转到自己的头上。但是，种粮的风险很大，水灾、干旱、虫灾等等，如果对种粮大户，有别的政策支持，那么，大户种田会更安心、更用心。”

　　农田的投入，谁来做?

　　陈桂平与农户签订的合同，一般租期为10年。我们问他，这10年里，他对农田会不会有所投入?

　　他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他说，如果你在城里，租了别人的一套房子，你会再花钱花力气去装修吗?他直白地告诉我们，如果是自己的田，他可能会投入，但对于租种的田，说实话，会凭良心维护好，但要他去投入，恐怕很难。以后即使别人来租种，相信也不会有人来投入。

　　他说，像农田水利，就是修个沟，砌个护坡什么的，一投入就不是个小数目;租期有限，如果投入了自己不能获利，或受益不多，恐怕谁也不会去做。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这也是我们这些种田人一个很大的担忧。农田的投入，应该由谁来做?”他说，农田也是要保养的，如果只是“拚死”地用，而不去养，水田会越来越瘦，收的谷子也会越来越少。他每年还种些绿肥，但看到一些租期短的大户，什么也不搞。这样下去，水田是经不起折腾的。

　　湘阴杨强：

    在湘阴县杨林寨乡合湖村，我们采访了种田大户杨强。

　　这个30出头的小伙子，种起田来完全是另一个“做派”。他有着湖南师大企业管理专业的正规本科文凭。陪我们去看他的育秧大棚，穿的一身“行头”全是品牌货，与我们心目中的种田大户，相差十万八千里。

　　杨强通过土地流转，目前承包着本村及邻近几个村农户的1700多亩水田。在闯荡过深圳，感到打工难以混出头的时候，2008年，他回到家乡种田。

　　“别看我现在这样，刚刚开始承包水田时，春插时打着赤脚一身泥，‘双抢’时顶着太阳一身汗，大型旋耕机、插秧机，都是自己操作。烘干房，也是自己建起来的。”他怕我们不相信，领我们到了他的仓库，里面有各种农业机械。他麻利地发动了拖拉机，将它开出了库房。

　　简易合同，是否真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

　　记者问他与农户如何签订土地流转的合同。他说，他没有一个个与村民去签合同，那样不仅耗时间，麻烦也多。他与几个亲戚成立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和农户所在的村民小组统一签订合同。他一般只与村民小组打交道，村民小组则负责做农民的工作。

　　杨强拿出跟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协议，给我们看。记者看到，杨强承包的水田价格为每亩200元，承包期10年。

　　望着这份和村民小组签订的只有一页，包含六七项内容的简易合同，杨强若有所思。他似乎觉得，这样一份简单打印的合同，缺少了什么。他也不清楚，由他和村民小组长签订的这份合同，如果真的起了纠纷，这合同是否真的在法律上有约束力。

　　他问记者，这样的合同，要不要第三方公正?如果要公正，由谁出面。他告诉记者，现在包田，和以前不一样了，价格涨了很多。在湘阴，他所了解到的，高的都到了六七百元。他比较担心，几年前别人不种田时，他以较低价格承包下来的水田，会不会因为价格涨上去后村民来“闹事”。

　　这个有文化的小伙子，说出了种田大户的共同担心：“现在，土地流转在许多地方风生水起，但运作起来，似乎都不规范。就拿流转的合同来说，最好是根据法律，由国家机关统一制作正式文本，使之具有切实的合法性，让承包大户能够吃下‘定心丸’。”

　　金融支农，何时才能真正下乡来?

　　杨强跟记者说起他的另一个困惑，是种田得不到金融支持。

　　从深圳回来，杨强从村民那里流转土地种田时，非常需要钱。他说，第一年他租了700多亩土地，仅租金就要近10万元，还要买农机、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付工资……资金严重缺乏。

　　他想到信用社或者银行贷款20万元，跑了许多路，因为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而且手续繁多且耗时太长，耽误不起，最终只得放弃。除了拿出家里的积蓄，他到亲朋戚友那里去借，当年算是勉强渡过难关。

　　他说，信贷支农的声音很响，但一落实起来，却很难“下地”。

　　他还跟记者谈到了对农业保险的迫切之需。他承包的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虽然自己投入资金建起了一个排灌设施。但2009年秋天一场大暴雨，还是让眼看到手的粮食，都泡在水里。他坐在田坎上，忍不住大哭一场。那一年所有的辛苦和投入，差不多都“化”在水里。他觉得，如果有国家政策支持的农业保险，他的损失也许会少很多，会让种田也有一种“安全”感。

　　“那场暴雨，让我看到了种田的风险太大。这两年，算是风调雨顺，但望天收靠不住。一场大灾害，种田大户根本承受不起。”

　　“这就需要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这是所有种粮大户迫切需要的，而这也恰恰是最薄弱的。金融支农，何时才能真正下乡来?”年轻的杨强说。

　　【短评】

　　让大户耕耘更踏实

　　李志林

　　农业的风险大，无论是天灾或者市场风险，有时都难以抗拒，需要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在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很高。近几年，我们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有目共睹，扶持力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在加速，种田大户开始作为群体，出现在田野上，解决了田地抛荒、效益低下等问题。

　　但形势比人强。 种田大户在实践中又遇到了新困惑，许多是以前不曾碰到过的，现在也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或者是老问题，却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新变化，成为亟需解决的新课题。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扶持种养大户。对于种田大户提出的一些共性问题，我们应该积极应对，在实践中努力探索，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使种田大户耕耘得更踏实，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