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穴市教育局严重超编引起广泛关注。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该局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1倍左右。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王卫平说：“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据新华社7月8日电)

　　超编，已经成为机构改革中越来越尖锐的社会命题。就连高校，也时有超编发生。譬如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校领导机构设置，有11位校长助理，5位副校长。

　　明知未必合理的设置，是怎样一步步“合理化”起来的?武穴市教育局局长的话“我当时就认为这也是改革的成本”，提供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分析样本。这不能简单认为是托词，它反映了部分基层公职人员对“改革成本”的一种习惯性偏见与误读。在社会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的今天，如果没有对改革成本的正确共识，个别地方个别部门就容易借改革之名在利益怪圈下“跑偏”。

　　首先，绕开收益谈“阵痛”是不是真改革?改革需要成本，改革也会有阵痛，但并不是只要提到改革，就要为“成本”与“阵痛”打预防针，而不谈及改革收益。如果绕开收益谈成本，一些所谓的改革就可以因为“阵痛”而被美化。比如武穴市教育局的人员流动“改革”，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40人“退二线”，这种所谓“改革”的收益与成本，已经被完全倒挂，更缺乏透明性和公正性。

　　其次，改革成本该由谁承担，应不应防止善意的改革也会出现成本转嫁的可能?改革总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按照公平原则，长远来看，当有补偿机制平衡这种暂时性、必要性的损失。郎咸平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

　　看清楚哪些是伪成本、哪些成本是权力寻租的幌子、哪些成本是回避矛盾的万金油，有助于去伪存真，坚持真正的改革。对于那些鱼目混珠的“伪改革”，要严防死守、严阵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