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文物的重大发现

　　——湘军钱粮总管李兴锐钱粮筹拨书信原稿考略

　　刘鸿伏

　　在湖南永乐拍卖公司“湖湘三百年”拍卖及北京东方艺都春拍中，一件被称为“李兴锐湘军钱粮总调拨信稿”的拍品引人注目。我有幸得到详细鉴赏和披阅全部信稿的机会。如此重大的湘军文物发现，我愿意将相关情况公之于世。

　　一、信稿内容考略

　　我将这部装订成册的书信原稿认真披阅了数次，共103页，99封原信手稿。这些书信是李兴锐回复或写给湘军各路将帅、各级地方官员、厘局官员、乡绅等的书信底稿，因每件书信涉及的都是钱粮调拨及重大战事，故须留底以供日后证明。99封书信的时间跨度从同治二年十一月中旬到同治三年二月中旬，3个月里战局风云变幻，曾大帅驻祁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事惨烈异常。而维系战争命脉、将士生死的军需，全系李兴锐一人。作为钱粮军需总管，此时正是左支右绌，强为巧妇，筹钱筹粮之艰苦卓绝，及朝廷地方官员的诸多製肘，不仅让粮饷筹划陷入绝境，亦令战事陷入绝境。这种状况在许多信中都能体现出来。

　　信稿的第一封是李兴锐自浏阳老家返祁后，写给饶州牙厘局王子敷的，其中有“初九始达祁门，两月积事清厘颇繁，又愁米愁钱，苦无以应众军之索”。第二封信是回复紫帅的，信中提到“解付贵营之六千金不过稍资分润，贵军贫苦，拟从祁台酌拨，惟以祁阻高岭，旱路数百里，殊不便转运……敝台当筹备三四万石，请阁下派人运去……”99封书信，除两上曾国藩，其余97封绝大多数都是写给各路将领有关钱粮调拨的。这些信件中，写到了筹粮筹钱的困难重重，写到了各路湘军缺饷的窘急，写到了战事的瞬息万变，写到路途险恶驼簰难行，写到了调拨分割的具体做法和内部情况。通过信函内容，我们能了解战争最具体也最真实的一面。它呈现的是原始的战事实况和筹划调拨军需的机密内幕。李兴锐信稿涉及到的一些湘军将领和地方官员，有些已经湮灭无闻，如其中张品三、唐桂森、王子敷、王瑶阶等一批人。我对信中涉及的人物及受信对象略加留意，便有近200人之多，除著名者外，余皆难以考辨了。如唐桂森这个人物，偶查《大清穆宗皇帝实录》卷215、同治六年十一月所发谕旨中有“以湖北尹漋河等剿办发匪捻匪出力，赏提督……”一大串名单中见到此公名字。战乱之际，出生入死，赏一个提督头衔，算不得什么。王子敷其人亦偶于《古今联语汇编》(胡君复编)上发现有简略介绍：以诸生应制科，受曾国藩识拨，官至观察。李兴锐信稿中称呼皆简，尊重起见，一般只称“×帅”、“×镇军”、“×观察”、“×麾下”或“××太守”，涉及人物既多，称谓又简，故要一一考证其姓名官职及相关生平事迹，显然难度极大，历史烟迷雾障，史料有限，不能不令人遗憾。

　　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的胜败有两个关键，一是战略战术，二是钱粮军需，两者缺一，便胜负已分。湘军之所以成为湘军，湖南人之所以改写了近现代史，李兴锐这位能力超卓的湘军钱粮总管的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二、李兴锐其人其事考略

　　李兴锐(1827-1904)，湖南浏阳人，清总督。在《清史稿》等有关史料中都说他“字勉林”，故称“勉帅”。我从《浏阳六碓李氏家谱》(十三卷)中看到的是：李兴锐，字晋初，号勉林。此谱为李兴锐之弟李兴灿等修纂，并有李兴锐首序：“道光甲午始叙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宜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但修谱前一年，在他“奉巡江西，取道里门，展修祀事”。可见李兴锐是做了巡抚后此谱才开始修的，那么，谱中说他字晋初号勉林，当然不会有错了。

　　李兴锐道光七年生，出生农家，早孤，家境清贫，咸丰二年以诸生办团练，助江忠源镇压邑人周围虞起义。四年，与当地清军力阻太平军西征进犯浏阳。咸丰五年，曾国藩招李兴锐至军中，总管粮台，治湘军军需，驻安徽祁门大营。当时，太平军将祁门作为重点攻击目标，他侦知太平军古隆贤率部来袭，预先将所有粮草神速转移，使古部雪夜奇袭空手而归。同治四年，湘军部将唐义训、金国琛索饷哗变，形势危殆，李兴锐独人独骑驰往该部，对哗变士兵道：“饷不给，咎在台，期以三日，逾期请杀我。”一面发给欠饷，一面暗中侦查主谋，禀曾国藩将主谋斩首，立止兵变。同治七年，李兴锐随曾国藩调直隶，补大名知府，升道员。九年，曾国藩回调两江，李调回仍总管钱粮营务，并协助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营制。十三年，日本犯基隆，李办理机要，赴海防设守，修筑炮台。光绪元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开设船厂、炮厂，十年经营，披肝沥胆，制造局颇具规模。母丧归乡，其间被召往勘中越边界。光绪十五年任天津海关道，二十三年任福建按察史，二十六年任江西巡抚，二十八年署广东巡抚，次年署闽浙总督，三十年任两江总督，同年卒于任上。史评此公虽无赫赫之名，而较为直实，甚为曾国藩、李鸿章信任。

　　三、信稿发现的意义及价值

　　信稿的发现，为后人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廓清了部分历史事实。一些重要史志及著作都未提及李兴锐作为湘军钱粮总管的身份。有些基至张冠李戴。王闿运在《湘军志》里有“筹饷”专章，却简略至极，连李兴锐的名字都未曾提及。这部影响如此之大的著作出现如此明显遗漏，不免令人感慨系之。

　　曾国藩军兴，网罗了各类人才，其中军需人才有数人，李兴锐、郭嵩焘、李瀚章为最出色。但一直追随曾国藩总管钱粮军需的只有李兴锐一人。而此人却因种种原因竟至在湘军中默默无闻，后人研究湘军历史也极少提到他。一场关乎大清王朝存亡的旷日持久的大战争，所耗钱粮之巨，是今人无法想象的，而军饷是否充足，又是这场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曾国藩将兵，不患仗之胜负，最让他挠心的就是钱粮。筹措钱粮之不易，是史有明载、文有明证的。我手中正好收藏有一件清代同治二年二月的捐饷功牌，此功牌为湖南巡抚所颁，捐饷人为宁乡尹昌铭，26岁，“效助军饷足钱16串文”、“赏给九品顶戴”。可见当年筹饷已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湖南助饷最力，由此可见一斑。李兴锐的勇于任事与筹划手段，显非常人可比，且廉洁自守，忠“王事”，忠“涤帅”，否则，曾国藩不会让他自始至终掌管湘军钱粮。一个难得的军需人才，有时比一个军事天才更重要。因此，这部书稿的发现，不仅廓清了一个模糊的历史真相，也还原了百年前那场人间浩劫的部分史实，且留下了近200名曾经浴血疆场但被时间湮灭的人物的姓名。

　　99件信函，每件涉及的史事重大，它们是目前国内首次发现的能集中反映湘军钱粮筹拨真相的史证实物，既是湘军历史遗存中的顶级文物，又是填补湘军历史研究空白的珍稀史料。这么多信稿，未见于任何史籍记载，堪称孤品。

　　应该说，从王闿运的《湘军志》始，国人从未停止过对于湘军的研究。从志书到论稿到小说、散文、影视，可谓汗牛充栋。也许是因为资料的稀缺吧，至今无人专门研究过湘军钱粮的问题，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缺憾。军需是战争的关键，研究湘军历史，若少了这么一个前提、这么一个课题，是不完整的。而李兴锐信函原稿的发现，恰恰为我们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因此，李兴锐书信的文物价值、历史研究价值、收藏价值都是难以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