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谭延闿。

　　谭延闿为南京中山陵题写的碑文。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谭延闿为甘肃都督黄钺编著的《陇右光复记》题写的书名。该书记载了一九一二年三月甘肃秦州(现天水市)反正全过程。这次反正，湖南人黄钺、向燊为主要组织者。

　　上世纪50年代，谭延闿女儿谭祥(前左)，女婿陈诚(前右)和家人在台湾。

　　1925年，谭延闿(前排左四)与国民党政要出席国民政府会议。

　　□本报记者 文热心

　　一顶轿子匆匆来到荷花池

　　1911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十)。长沙光复的第十天。

　　傍晚，一顶轿子被急匆匆地抬到了荷花池谭公馆门前。好在又一村的督署离荷花池只要转过六堆子、赐闲湖、学宫街三条麻石街就到了。

　　后来也被人称为“谭延闿荷花池公馆”的建筑，本名谭家大屋。

　　这院子很大。谭延闿哥哥谭宝箴曾孙谭传琪在本世纪初回忆说：“谭家大屋在现在的荷花池、茅亭子一带，东边到了经武门，西边到了蔡锷路。现在的湖南日报社、茅亭子小学，以前都是谭家大屋的范围。谭家大屋很大，一般小偷进得来，出不去。”他是权威，因为他“是在长沙的谭家大屋出生长大的。一直到1950年才离开。”

　　这院子是在谭延闿老爹——谭钟麟手里建起来的。一个做过清廷“西北王”——陕甘总督、“华南王”——两广总督、“浙江王”——浙江巡抚，做过“财神菩萨”——朝廷户部侍郎的人绝对不会亏待自己，而且他又是“光荣退休”，除了囊中丰盈外，还得讲究昔日的气派，虽受地域限制，房子最起码也是个三进、五进的。

　　谭延闿曾有一首《梦荷花池故居》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充庭橘柚垂垂实，转眼房栊步步非。”这表明，谭家大屋一个显著特点：栽着南方特有的橘子、柚子树，而且它们长得非常茂盛，结满了果子。可见谭家大屋里有一座较大的私家花园，应是庭院深深。虽没有“丘八”守门，却有着家丁之类的护院。

　　杀人的兵又干接官的事

　　抬着轿子的大兵是已在都督府的梅馨派来的。

　　这些大兵在这里遇到了阻拦。大兵们奉将令来，生硬得很，“我们管带命令谭延闿快去当都督!”“当都督?天上掉馅饼!”谭延闿惊了，老娘、妻子哭了，整个谭家大屋乱了。谭延闿首先想的是屠杀在扩大，就要殃及自己了;老娘、妻子知道外面在杀人，儿子或丈夫出去肯定是凶多吉少;谭家的其他成员想到的，则是大祸临门。

　　自管带梅馨发动兵变，设计杀了上任才10天的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后，长沙城简直是糟透了，眼看就要变成一个屠场。革命党人要报仇雪恨。梅馨也不示弱，准备对抗。反正那天被新军砍了头的唯一一个清军将领黄忠浩的部下也别有所图。那些立宪党人在侧冷眼旁观，看革命核心人物如何出来收拾残局。

　　偌大一个长沙，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人们问“老革命”怎么办?谭人凤边跺脚边大骂：“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还不快按‘长袍子’们说的，接谭延闿来主事，你们想把湖南乱成一锅粥，好让清廷来复辟?”所谓“长袍子”是革命党人对那些绅士们带有点轻视的称呼，因为这些人一年四季总是穿着长袍马褂的。谭人凤骂得有道理，武昌的起义军正在与清军激战中，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要是湖南乱起来，就不能支援湖北了，那里就孤掌难鸣。而且，还有正在苟延残喘的清廷已下令并没有逃出长沙多远的巡抚余诚格，率湖南其他地方的清军反攻长沙。

　　时年31岁的谭延闿

　　谭人凤等人的选择自有道理。

　　谭延闿主政湖南起码有几大优势。

　　他在湖南颇有声誉。他不仅出身世家，而且在清朝最后一次会试中名列第一——会元，“补湘人二百年缺憾”，如果不是主考官们投慈禧太后“天降甘霖”所好、将状元“做”给了天津人刘春霖的话，说不定谭延闿还有状元之运。总督公子、朝廷翰林，民间还是信服的。就说这次长沙反正吧，开始那些普通民众也认为是“遭砍头灭门的勾当”，可当谭延闿也身入其中时，民间也就传遍了“谭翰林且言之，大事可行”的话。

　　他在湖南广有人缘。自1904年从清廷的翰林院回到湖南后，即投身教育事业。当时，明德学堂创始人胡元倓“磨血”筹款而又苦不堪言时，谭延闿变卖妻子陪嫁的首饰每年向学堂捐款1000元。后来，谭延闿做过中路师范学堂(即现在的第一师范)的监督(校长)、湖南教育会会长，以至全省上下认为“湖南教育不可一日无谭延闿主持”。他是乡绅中的一员，与“长袍子”先生们自然意气相投。他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与黄兴等领袖级人物熟悉。当年黄兴发动长沙起义流产后，正是他与同盟会员龙璋来了个“复壁藏宾”，让黄兴安全脱险。在一些革命党人引起清廷注意而有危险时，他又利用自己在官府的关系，加以保护。

　　他也有革命资历。自从回到湖南，他通过办教育，搞立宪，赢得了名声。立宪运动时，他先是被推选为议员，后是被任命为谘议局筹备处会办，接着当选为议长。他也参加过“逼”清廷早日立宪的请愿活动，为“逼”清廷还铁路于民去北京“上访”过。于是，他也就成了立宪派在湖南的首领，湖南乡绅势力的代言人。

　　他还有从政经验。他跟着宦海沉浮的父亲“实习”了多年，对一般公务处理得心应手。正如胡汉民所说的，“少时，在两广督府幕中遇到疑难的公事为他人所不解的，只有谭先生了如指掌。而且区处条理，都能恰合分际。”

　　就是说，谭延闿做都督，可粘合革命党人与绅士们之间的裂痕，也可让新生的政权增加公信度，以谭“水晶球”的性格当然会平衡各方关系，控制局势向稳定方向发展。

　　其实，谭延闿此时也只有31岁。

　　“我非常非常害怕”

　　话说谭家乱成一堆之际，大兵们却只是逼谭延闿出门上轿：“谭延闿，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他们真的将一串子弹射向天空。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长沙城沉闷的夜空，更增添了这个城市几分恐怖。

　　这僵局是怎么打破的?没有更多的细节记载，反正是谭延闿当晚就坐着这些兵们的轿子被抬进了都督府，当上中华民国湖南省军政府都督。

　　一进都督府，他就被梅馨按在了算是“主席台”的长条桌上。他结结巴巴地说：“今日之事，是我没有料到的。我非常非常害怕。但是事已至此，我也怕死，不敢有违你们的意愿。我是一介书生，不是带兵打仗的人，怎么能做管兵指挥打仗的都督?但为了湖南不再乱下去，我奉母亲之命暂时勉为其难，免得桑梓遭受劫难。咱们还是先来一个约定，一起服从军纪，服从军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事了。”

　　那些官兵齐声答应了。

　　谭延闿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命令，现在都督府内的部队都各回营地;然后，听从都督府秘书的建议，将办公室搬到了景桓楼。他接着命令，梅馨的第二营就驻扎在景桓楼下，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这样一来，梅馨得小心侍候了，一出了差错就会身败名裂，被算总账了。

　　接着，他命令，唐乾一当总务科长，专门管理内务，把那些新兵赶出都督府，能当兵就分放到各个部队去，没用的就给编遣了。接着，他把原谘议局的立宪派绅士们大都揽进了都督府，当上了各个司局的长官，让他们组织机关，制定条例，按部就班。如此一来，都督府无论是秩序还是办差都还有点章法了。

　　接下来，他把重点放在整理产生“乱源”的军队上。将全省军队编为五个师，把那些本来升了一、二级的军官再升一级，譬如余钦翼在光复前是五十标的标统(团长)，在焦达峰手里升为协统(旅长)，现在再升一级，成为第一师师长;至于梅馨么，升为独立协统后，现在又升为第五师师长。要他们下去巡察部队，不让官兵再生事。

　　绅士们高兴了，他们觉得恢复了秩序;老百姓不慌了，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就连湖北的参议院长，与谭延闿同为“立宪战友”的汤化龙听到这些消息后，都专门打来电报：“闻公出，钦喜无量，盖知湘事从此得整理矣。”

　　三招软化革命党人

　　内务好办，但谭延闿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局面，而其中最棘手的是与革命党的关系。

　　革命党人在焦、陈被害后，“愤慨之极，要同梅馨算这笔账，如曾杰在病中几乎发狂。”革命党人对谭延闿的态度是：焦、陈是不是你杀的，暂且别论，但你是踏着焦、陈的血迹走上都督宝座的。因此，谭延闿如何评价焦、陈就成了大量革命党人拭目以待的事。于是，谭延闿出了第一招，厚葬焦、陈，厚抚焦、陈家属，为焦、陈立祠纪念。谭延闿内心对焦、陈如何，人们无法考察，可在处理焦、陈后事这一涉及政治稳定的问题上，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处理与革命党人关系的第二招就是继续援鄂。继续援鄂，不仅标志着谭延闿反清革命的坚定性，而且也以此拉近了与同盟会上层的关系。有了黄兴、谭人凤、宋教仁等人的认可，他就可以“以上压下”，浇灭下层革命党人的反谭怒火。继续援鄂，也是他必然的选择，既然走上了反清、共和之路，就再没有回头的道理。另一个现实问题，继续援鄂，就可以把“不稳定因素”——部队调出湖南，于是他派出了第二、三、四批援鄂军。

　　处理与革命党人关系的第三招就是优待他们。正如邓介松先生评价的：“谭延闿对付军人的手段甚高明，对付党人的手段尤为巧妙，分化拉拢，妙用入神。表面上他对党人卑躬折节，逢迎敷衍;骨子里鄙夷玩弄，舟中敌国。”“革命党人在谭延闿的权术中软化的不少。”

　　联络桂、甘，逼急孙道仁

　　谭延闿当上都督，历史就有着许多评说了。

　　正史定性：湖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立宪派头子手中，从这个意义说这里的革命最终是失败了。

　　而另一些史家认为：从谭延闿当都督的后果来看，湖南走上秩序的恢复，湖南宣布脱离清王朝的性质没变，支援武昌战事的力度没有减弱，焦、陈得到厚葬，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对湖南的情况还满意，许多革命性措施得以贯彻，如剪掉象征民族压迫的后脑勺上“猪尾巴”，妇女放掉三寸金莲，戒吸鸦片等，还有湖南现代工业得到蓬勃发展等。因此，虽然政权落在谭延闿手里，但这并不影响革命的进程。因为革命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谁也无法让它瞬间停下。

　　谭延闿上台，确实稳定了大局，湖南不仅将独立于清廷的大旗扛得坚定，而且为广西、福建、甘肃等省的反正助了一臂之力，使得“共和”之火呼啦啦燃遍大半个中国。特别是对于福建的反正，给历史留下了一个故事：福建新军镇统孙道仁，老家湖南慈利，其父孙开华是中国近代史上100个民族英雄之一，在清代为保卫台湾，与倭寇展开了浴血奋战。孙开华所领导的抗击法军的淡水之战，是清代晚期唯一的取得彻底胜利的战争。他创立的“麻雀战”、“游击战”以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在军事史上影响很大。孙开华死后，光绪皇帝亲写《祭孙提督文》，叫孙家感激涕零。因此，孙道仁面对全国各地的独立潮毫无反应，对谭延闿第一次要他率军反正的电报也不予理睬。于是谭延闿也发了一次飚——给孙发了一封电报：“湘人以公再不回首，当庐尔居，墟而祖墓。”意思是，我们湖南人正告你，如果还不反正，就分掉你家的祖屋，挖掉你家的祖坟。孙这才急了，后来也举行起义，做了福建都督。

　　谭延闿上台，于他自己的人生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因为这开辟了他的三次督湘之路，也是他走上民国政坛的关键一步。后来，他追随孙中山，做过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

　　我们得承认，从历史结果来说，谭延闿当上都督，是湖南脱离2000多年皇权体制后由“乱”转“治”的“起点”;从社会变革与个人命运来说，是清廷自己造就的掘墓人——一个翰林(这种人物就两个，即谭延闿、蔡元培)走向其对立面——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写照。

　　■专家点评

　　历史的残酷

　　王国宇

　　谭延闿能当上都督，应该说，首先是湖南革命党人为顾全大局对立宪派士绅妥协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湖南士绅势力的强大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紧密相连，而谭延闿作为开明士绅的首领，其个人人望亦起了一定作用。如果抛开革命党人与士绅之间的恩怨不计，从历史结果来说，我们得承认，谭延闿当上都督，是湖南脱离二千多年皇权体制后由“乱”转“治”的“起点”;从历史的演进来看，是清廷自己造就的掘墓人——一个翰林——有意无意成了革命的继承者。只是对革命党人来说，历史似乎太残酷。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