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祠中的焦达峰、陈作新、杨任铜像。

　　

　　

　　岳麓山上的焦达峰墓。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陈作新墓。(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陈作新血染文昌阁谁杀了正、副都督 梅馨政变，“自为”还是“他为”三改评价历史谜案

　　今年10月31日，是民初湖南首任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100周年。一个秋日，记者来到岳麓山二督墓前凭吊。山风阵阵，仿佛向记者诉说焦、陈当年那悲壮的人生谢幕。记得湖南民众追悼他们时作的一副挽联：“三湘二杰，十日春秋。”

　　这副对联蕴含着惋惜、痛别之情，即焦、陈本来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可没有想到只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10天就谢幕了，由此也就蕴含有他们之死非正常之意。

　　长沙光复只有10天，就发生了流血的政变，让焦达峰和陈作新死在政变军人的屠刀下，实在不正常。

　　焦达峰倒在都督府中

　　10月31日下午。一百多名新军官兵拥进都督府。他们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缴去了卫队的枪，然后10多个人拥进了都督办公室，将焦达峰推拥出了办公楼。

　　焦达峰问：“你们要怎么办?”

　　那个军官说：“要杀你!”

　　“要杀就在这里!”焦达峰毫无惧色地回答，说罢就站在府前的坪里再也不抬起脚步。他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那面飘扬在辕门上的十八星旗，那是一面象征着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旗帜，那是一面象征着幸福和自由的旗帜，那更是中华结束君主专制统治走向共和的旗帜，他为这面旗帜奋斗过，现在他要与这面旗帜告别了……

　　那些叛军官兵哪里懂得一个革命者的心思?他们把屠刀毫不犹豫地向焦达峰砍去。

　　焦达峰就在一阵乱砍中倒下了。

　　焦达峰的差遣彭福生见证了这一切。他回忆说：“匪徒用马刀在焦都督尸体上去掏他的口袋，并割下衣襟一块，蘸着血向照壁上写下：‘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这个匪徒手中还拿有一张纸条，看一个字，往墙上写一个字。写完，又向尸体看一看，踢几脚，才结队往东而去。”

　　陈作新血染文昌阁

　　焦达峰的遇害是那一天“政变戏”的最后一幕。

　　在这之前的上午，都督府在谘议局礼堂开大会讨论援赣与援鄂的事。会一完，都督府接到了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的报告。这可是要命的事，因为和丰洋火局发行一种钱票流通市面，信用素著。如果让这种挤兑风一蔓延，就会涉及到官方的大汉银行，还有其他银行、企业发行的纸币。如果市面上都抛弃纸币，抢换真金白银，哪一个银行哪一个企业有这么大资本?如果银行、企业一倒，整个经济就会乱得像一锅粥，这革命政权还怎么能存在下去?

　　于是，焦达峰就说：“要城防司令快派人去弹压，并派人开导一下，说有都督府负责，挤兑的人自然就会散去。”年轻的都督要用强硬手段平息挤兑风潮!

　　这时忽然有人对陈作新说：“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你如果亲去弹压，百姓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

　　陈作新急忙调集自己的两棚(班)卫队，亲自乘马向城北的和丰洋火局进发。出湘春门，来到文昌阁，突然从一个裁缝铺里窜出许多武装士兵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卫队全部缴械了。陈作新还没来得及反应，左额就被劈掉了一块。挥刀者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一砍得中，又挥刀朝陈作新砍了过来，这是有武功的人。陈作新拔枪不及，忍着疼痛，跳下马来，突入裁缝铺里抄起一条板凳，直朝那个大汉当胸砸去，将那人砸翻在地，接着又朝那人头上一下，那人也就“一个恶人离世界”了。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排子弹袭来，陈作新连中几弹，顿时气绝。

　　谁杀了正、副都督

　　谁这么大胆，敢杀正、副都督?

　　杀人的指挥者梅馨，新军五十标的一个管带(营长)。

　　他和他的部队在长沙光复之前被调到了益阳。长沙的光复，他没有尺寸之功。光复后，他和部队调回长沙。

　　来到长沙第一件事，他就是去都督府“拜访”焦达峰。但就是这一次“拜访”，梅馨心生杀机。当时，全省扩军，哪个不是官升两级、三级?梅手里掌握的可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优良的新军劲旅，升官的期望值自然很高。没想到，焦达峰只许诺他升为标统(团长)。

　　梅馨说想当协统(旅长)，焦达峰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说编入第三镇。梅馨不愿意了，因为第三镇镇统(师长)易堂龄反正前只是他五十标右队的队官(连长)，地位比他低，他不愿接受易的指挥。焦达峰说，那就编入第四镇，梅馨又不愿意，说是与镇统阎鸿翥素昧平生，共事不方便，直接说要当独立协的协统。

　　焦达峰说，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再说。

　　梅馨生气了，看到都督府里的乱局，更是不满。于是问起焦达峰军政府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焦达峰回答说，我们湖南应当出兵20万，平定北方，夺取全国政权。

　　梅馨心想，这不是吹泡泡么?就问枪械和粮饷在哪里。焦达峰想了想，朦胧地回答总有办法。

　　梅馨用教训的口气对焦达峰说，身为都督，治理湖南这样的大事，你就好自为之吧，如果有什么变故，我才不会帮你哩!

　　梅馨说罢，怒气冲冲地走出都督府，对着下面的人说：焦达峰没有都督之才、之能、之威;陈作新么，不过是一个酒疯子!梅馨这一闹不要紧，搞得五十标的官兵也就与焦、陈离心离德起来。

　　梅馨对杀害焦、陈是有着周密计划的。他把叛兵分为两队，一队由袁荣富率领，事先在文昌阁附近埋伏。制造了和丰洋火局挤兑的传言，为的是调动陈作新。

　　当陈作新“上钩”后，另一队由吴家铨率领的一百多人冲进都督府，先行缴了军政府卫队的械，然后冲上都督府办公室，抓起焦达峰就往外拖，将其杀了。

　　梅馨政变，“自为”还是“他为”

　　让梅馨最后把杀机变为行动的因素是什么，后人的说法颇多。

　　一种说法是，梅馨是“自为”。据革命党人、当时在新军第九镇(驻扎点苏州)马队任管带(营长)的戴凤翔回忆，他农历八月二十五日抵达长沙，九月初一(10月22日)参加了四十九标起事，没几天就发生了一件事：

　　“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七)，五十标管带梅馨、标统余钦翼等发一帖子给我，请我于29日午后5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席间，李致良说焦、陈乱用人，乱用钱，湖南会糟蹋在他们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道：‘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当时我说，初一反正，祛逐余抚(巡抚余诚格)，一时没有预计，仓猝推两个都督，这原是过渡性的，也是个烂斗笠，可以叫他走，不必杀他。梅馨桌上拍一巴掌说：‘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李致良说‘杀了倒爽快’。我知道我是没办法挽回的了……也就不再说话。只是暗暗忖度，报信给焦、陈，叫他们走算了……”

　　另一种说法，梅馨是“他为”。有人披露，政变发生10多年后，梅馨在上海得病临终，有人提起当年焦、陈被杀之事。大概就要与焦、陈“当面”了，梅馨后悔地说：“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还有人披露，“另有传说，梅馨杀焦、陈是事先得到某巨公赠送的五千银两，由梅包办的;梅部执行杀人的官兵，官长每人得到犒赏30元，目兵每人得到10元……得到犒赏的有一百多人，哪有瞒得住的事。又有一种传说，反动派起先只要杀焦都督一人，某有力者说：‘连陈作新一起干了，免得老陈不安分，又要搞扶正(意做正都督)。’”

　　那场政变近百年，现在根据材料综合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的组织者、指挥者是梅馨。他之所以杀焦、陈，表面看起来，是因为私欲没有得到满足，其实有着更大的背景和更复杂、更深刻的原因。大背景就是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权力之争。原因既有军队内部的门户之争，即梅馨等人“士官派”与“保定派”、“行伍派”之争，有“拥立派”新军四十九标与“失机派”五十标利益之争，也有绅士派对“草根派”——基层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的成见，还有社会普遍对旧秩序过时、新秩序未立的心理焦虑，等等。

　　三改评价

　　在如何处理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一事上，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首先，叛兵杀人后，在街上出了高脚牌告示：

　　焦、陈二督，逆迹昭彰;

　　把持省政，妄作主张;

　　今日授首，与民无关;

　　并非暴动，毋得惊慌。

　　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杀害焦、陈并不是一场无目的的“暴动”，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叛乱。

　　可是，一会儿后，告示改了：

　　照得焦、陈二督，原系土匪巨魁;

　　我等受渠笼络，大事几至全隳;

　　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

　　所有都督重任，谭绅组庵施为;

　　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化共图维。

　　这“告示”应该是谭延闿被推举为都督之后出的，是谭系人士与梅馨掩盖事实真相之作。这一布告可谓非常缺德，把焦达峰说成是“匪首”姜守旦冒充的。

　　而恰恰是在1906年底至1907年的浏萍醴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之一姜守旦不知去向，政变者就移花接木，把姜守旦与焦达峰等同起来。长沙、汉口、上海的报纸上在发布消息时，也说“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被杀”。还有的说，“杀焦、陈的人是黄忠浩的旧部，为黄忠浩报仇。”

　　“三湘二杰，十日春秋”，当然不是立宪派绅士们对焦、陈的评价，而是革命党人对烈士的哀挽。然而谭延闿上台后，理性地接受了这一评价，肯定了焦、陈功绩。

　　历史谜案

　　焦、陈的牺牲让长沙政局陷入混乱之中，许多百姓以为大战即来，纷纷逃往乡下。乱兵、流氓趁机打劫;店铺关门，谣言四起。乱局大有蔓延全省之势。特别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军官们，都虎视眈眈地盯着都督的宝座。如果没有一个有声望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此时，革命党人最担心的是，武汉三镇仍在血战中，湖南如果混乱，就不能再为那里提供支援，因此坐镇长沙催促湖南继续发兵援鄂的谭人凤也觉得要稳定。立宪党的绅士们，更是希望结束乱局，在他们眼里焦、陈上台后，把个湖南搞得乱糟糟：3天之内招兵6万多，长沙到处是兵营，连都督府里都住满了新兵;那些会党大都住在都督府，动不动就大喊大叫的，把一省行政之地当成了自家的厅屋;任何人只要愿意，在都督府里拿块白布，写上“某等秘书”、“某等干事”之字，就是一个官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与立宪派绅士紧急磋商后，决定推举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

　　然而，革命党人没有忘记焦达峰、陈作新被害之仇，当然想查个水落石出，特别是当上都督的谭延闿首先成了怀疑对象。虽然，革命党人的逻辑推理也像那么回事，可就是没有发现谭延闿主谋杀害焦、陈的铁证。

　　陈书良先生在《辛亥前夜——细节长沙》一书中，引用革命党人危道丰《平斋五十自述》的史料：革命党中领袖级人物刘揆一在修纂国民党史稿时，就他们那些留日士官生集议谋杀焦、陈一事，特地征询过危的意见。危当时明确回答，对于谭延闿督湘的功过是非，“我却不敢擅作批评，独于杀焦、陈一事，我敢断言，绝非出自谭公之造意。盖在辛亥旧历九月初十日以前(即指谭延闿被焦、陈的军政府解职后至梅馨发动时)，谭公杜门谢客，绝未与闻外事也”。危道丰系留日学生，与梅馨等都属“士官系”，谋杀焦、陈时也在场，因此，他的话可信度较高。

　　辛亥革命发生百年，焦、陈遇害百年，杀害焦、陈的梅馨背后是否还有主使者也就成了一个历史谜案。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气候已成，梅馨为一己或小团体之私，杀害焦、陈二位都督，却并不能改变湖南共和的走向。

　　■专家点评

　　痛别英雄

　　王国宇

　　回顾革命英雄焦达峰、陈作新的遇害，有良知的国人至今犹感心痛。主谋者自知不得人心，害怕遗臭万年，以至于整整一百年过去了，都未曾吐出历史的真相。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一个可耻的名字“梅馨”——一个公然“跑官要官”而不得者便举起屠刀杀人的野心家。即使他临终说的“为人作猎狗”是真话，也难以掩盖他的私欲与野心，更难清洗他的历史罪行。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