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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湖南】两个墓群,一段历史
2011-10-13 23:00:38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文热心 王国宇] [责编:蔡矜宜] 字体:【

  两个墓群,一段历史

  文热心

  10月9日,记者又一次来到岳麓山,感受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

  绿树拥抱着座座墓庐,英魂光耀着这方名山。

  元勋、英雄功高盖世,墓庐自有当然风采。

  那些冲锋在前、为革命捐躯的“马前卒”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些“马前卒”就是支援武汉三镇、与清军血战湖南部队的兵目们。

  虽然,他们的墓葬简陋,就是一块石碑、一个土堆,周围茂密的森林已将其遮掩,但并不能封住其释放的历史光芒。

  两个墓群,一段历史

  在岳麓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后方山坡上,有一个墓群。虽然历史的风雨将其吹打得失去了当年的风流,但凭着残存仍然可以想象造墓者的隆重和虔诚。

  现残存22冢,并列三排安葬。每冢前均立有花岗石墓碑,刊墓主人姓名、祖籍或公葬年月等铭文。旁立着一个大型墓碑,上面刻着“汉阳阵亡将士公墓”的碑文,上款刊“中华民国元年公葬”,下款刊“三十三年仲夏重修”。公墓所葬者,系辛亥(1911年)长沙光复后,湖南湘军援鄂参加汉阳保卫战阵亡之部分将士。公葬烈士名录如下:

  文光斗□□□彭德安□□□刘晃生石玉亭王炳初李国卿贺汉云冯润臣□□□冯以义曾 宪□□□罗清云严少全□□□□□□杨义胜左永兴毛贵卿邓皇桂

  在岳麓山公园进山门楼前百余米处,五轮塔东向坡下,还有一处“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为辛亥(1911年)援鄂战争和民国五年(1916年)护国战争两个时期阵亡将士公墓的集中处,民国初始建。

  两个墓群,安葬的不仅仅是一群烈士,更记载着一段历史:湖南反正的第六天,就派出部队援助正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湖北起义军。

  武汉三镇四面“清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让本来就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宫殿,顿成倒塌之势。清廷的王公贵族们自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挣扎是他们的本能反应。

  于是,1911年10月12日,清廷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并令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任其节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14日,清政府编组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荫昌为军统;以陆军第五镇为第二军,冯国璋为军统;以禁卫军和陆军第一镇为第三军,载涛为军统。三军迅速向汉口附近集结。

  清廷的“大元帅”荫昌率部到了武昌后,“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众待大局糜烂”。

  既然荫昌是无法对付武昌新军,那么就得换帅和换相。于是,清廷掌权的“贵族少年”不得不搬出当年被他们视为最大威胁的袁世凯。此时,能有本钱与革命党人对抗的只有袁世凯,因为他手里握有北洋六镇。

  而北洋六镇,名义上属于朝廷,其实早就变成了袁世凯的私家部队,其他人指挥不灵。清廷只得放虎归山,将本来因“足疾”被一撸到底、在老家河南彰德种地、垂钓的袁世凯请回来,当内阁总理大臣,重掌兵权,围剿湖北。清廷的“贵族少年”知道,比较起来,他们与袁世凯是有进有退的“内争”,而与革命党人却是你死我活的“外争”。可他们哪里知道,袁世凯会变。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清廷满足其“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人员,解除党禁,总揽兵权,宽予军费”各项条件后,袁世凯出山了。

  武汉三镇大兵压境,四面“清歌”。

  “湖南子弟善攻取”

  造反,反造反。武昌新军一起义就处于清军的包围中。

  湖北军政府于10月15日决定阻止清军南下。史称“阳夏保卫战”开始了,武昌起义部队陷入了血战之中。

  正当汉口战局十分危急的关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由香港取道上海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为战胜清军,保卫新生的共和政权,挺身而出,做了战时总司令。他明白,“清兵拼死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心腹”。就是说,如果不打好武汉三镇的保卫战,革命的成果可能被葬送。

  危急关头,“首应”的湖南必然支援湖北,做湖北的战略后方和支撑点。新成立的军政府派出援军火速赶往湖北。

  “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10月28日,带着一班人前来湖南搬救兵的同盟会中部领导人谭人凤,在湘军援鄂的誓师大会作诗壮行。

  10月28日——湖南反正的第六天,湖南派出了以王隆中为协统的援鄂部队从长沙大西门登船出发。焦达峰、陈作新亲至湘江河岸,欢送将士,誓师出征,并发表檄文,表示要“灭此朝食,与诸君同为黄龙之饮;建兹民国,俾万邦共睹赤日之光”。长沙各界代表“赴河岸燃爆竹欢送者,达数百人”。

  谭延闿当上湖南都督后,又先后派出刘玉堂第一师第二协、甘兴典第二师第三协、刘耀武独立第九标三批援鄂湘军。先后四批援鄂湘军,总兵力达8000余人。

  当时参加援鄂的四十九标一个副目以后回忆说:“10月26日,二营左队代表丁炳尧、右队代表王奋武,从都督府很兴奋地跑回营地来邀各代表到标部开会,说‘现在就在出兵援鄂……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说:‘我们四十九标不可落人之后,请标统去都督府请示,我们一定要去援鄂。’又有人问:‘昨天升了官的人怎么办呢?’大家酝酿之后说:‘队伍莫扩充了,官莫升了,打完仗回来再讲。’于是全体通过,立刻分往各队传达。”“原来,在这一天(10月25日)四十九标已经奉命招募新兵,扩充队伍,正副目升了连排长。听了到会代表来队传达标部会议经过后,全体目兵随即一致表示愿意援鄂。我是左队四棚副目。左队是刘光荣同另一个党人来传达的,他们激动地问:‘标统向都督告了奋勇!大家升了官的愿不愿自动放弃呢?’正副目都不约而同地说:‘官不要了,仍当头目,到湖北打仗去!’这时大家已经意识到不打垮清军,推翻专制,革命的果实是保不往的,所以都不计较那升的官。”

  仗虽未胜功犹在

  当湖南援鄂部队到达武昌时,汉口已失,起义部队退守汉阳,“士气沮丧”。仅有一江之隔的武昌、汉阳,人心惶惶,“望湘军之来甚急”。当援鄂湘军到达武昌时,武昌军民齐至文昌门外江干奏乐,鸣鞭炮迎接。黄兴“喜形于色”,黎元洪也立刻召见王隆中,“极表欢迎”。“一时武汉人心皆为之安”。

  11月4日,王隆中接受战时总司令黄兴的命令,开往汉阳,驻防十里铺、锅底山、琴断口、三眼桥一线,参加了反攻汉口、保卫汉阳的战斗。反攻汉口的战斗,于11月16日正式打响。午后4时,武昌、汉阳、青山各炮台开始向汉口攻击。5时,民军在琴断口架设浮桥成功。10时,湘军王隆中部抢渡浮桥,随后,湘军甘兴典部和鄂军熊秉坤部跟进。11时以后,左、中、右三路出击部队,按原定部署展开,攻击前进。反攻汉口之初,民军颇为得手。但是,11月17日午后,战局急转。原来连日阴雨,道路泥泞。民军衣服均被淋湿,战斗一昼夜,饥饿疲劳相继袭来。午后开饭,新兵一闻饭香,群往争食。甘兴典部新兵为多,一时无法控制,致使队伍紊乱。清军乘机以机关枪猛扫,迫使甘部急退,争渡浮桥,溺水死者数百人。幸王隆中所部湘军是从新军扩编成协的,受过训练的士兵较多,他们在阵地上坚守至日暮,才撤回汉阳,避免了民军的全线崩溃。

  民军汉口兵败,退守汉阳,汉阳保卫战开始。援鄂湘军担负了坚守琴断口、美娘山、三眼桥、扁担山等阵地的重任。11月20日,清军一混成协从襄河上游60里的新沟潜渡,占领蔡甸,从汉阳左侧绕进。21日拂晓,清军水、陆两路攻击琴断口、三眼桥。守卫琴断口的湘军王隆中部,经半日抵抗后,不敌而败退。22日,清军攻击三眼桥,湘军第二协在仙女山、锅底山守兵死伤极重,仍拼死抵抗,清军李纯部在湘军的坚壁下,无法前进,三眼桥仍为民军所有。

  11月23日,清军改移主力于琴断口,攻占美娘山。鄂军马队和湘军敢死队立即反攻美娘山,“清军虽用机关枪扫射,民军不怕牺牲,攀登山顶,把山上清军全部消灭”,美娘山失而复得。11月24日,汉阳扁担、锅底、美娘、梅子、仙女、磨子诸山,敌我两军反复拼杀,几度易手。25日,民军以援鄂湘军第一师第二协协统刘玉堂为指挥,乘胜出磨子山,进攻扁担山……刘玉堂极为奋勇,身先士卒,冲锋数次。清兵据山顶俯射,民军冲至山腰,刘即呼上刺刀肉搏,立杀十余人,夺炮三尊,遂克扁担山。刘玉堂因身中数弹,流血过多,而捐躯疆场。至25日,湘军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王隆中、甘兴典二人率部退却,撤回湖南。

  湘军自11月2日第一批抵达武汉,至25日王、甘二部败退湖南,先后20余日,在武汉抗清前线风餐露宿,浴血苦战,表现了对专制朝廷的愤恨和对民主革命事业的忠诚,约千名官佐、士兵壮烈牺牲。

  湘军的入鄂作战,对于安定武汉前线的人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首义地区的胜利,促成各省的光复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点评

      湖南人的光荣

  王国宇

  湖南光复后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仍然以大局为重,先后派出多批军队挥师北伐援鄂,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湖南人的宽阔胸怀。而援鄂湖湘子弟在前线的浴血奋战,则见证了湖南人在历史紧要关头所体现出来的豪气、勇气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因此,援鄂牺牲后长眠于长沙岳麓山的湖湘子弟,永远是湖南人的光荣。

  (作者系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栏目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