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时期的协操坪旧址，今省人民体育场。

位于省人民体育场前面的协操坪旧址碑。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协操坪，一个现在年轻的长沙人并不熟悉的地名。因为沧海桑田，它已被另一个名字--东风体育场所代替。

　　2006年11月，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它的入口处立了一块石壁，告诉人们这里的老地名，也是告诉人们这里的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岁月的风雨不能磨蚀它，现在、将来谁也无法漠视它。

　　历史已给了它定位：如果说，辛亥年，武昌“首义”打响了结束中国二年余年帝制的第一枪，那么这里打响了“首应”的第一枪。

　　“首义”需要“首应”的和声，“首应”带来更多的呼应，才能形成历史的大合唱，化作摧毁封建专制王朝的飓风。

　　一、哨声“嚯嚯”

　　1911年10月22日(农历辛亥九月初一)，长沙城东北协操坪。

　　协操坪，故名思义，就是清末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的操坪。清末新军军制，分为镇、协、标、营、队、排、棚，也就是后来的师、旅、团、营、连、排、班，镇设镇统、协设协统、标设标统，营设管带，队设队官，排称排长，棚有正副目。也就是说，这里是第二十五混成协的练兵场，也是该协所统辖的四十九标和五十标的营盘。

　　现在看来，这里在那个年代是一个最好不过的驻兵场。地处在长沙城的东北角，东、北城墙离兵营不过百米，往南沿着粤汉铁路一里多地就是长沙城的东面重要门户--小吴门，往北、折西沿着护城河行进就是长沙城的北门之一的“新开门”--(宋时叫“云阳门”，辛亥革命后改为“兴汉门”)，西面连着经武门。它东面的湖渍渡，是浏阳河弯过了十八湾、五十里水路后汇入湘江后的最后一道湾。这湾就等于给长沙城东北设置了一道天然屏障，如果有敌军想从城北打进长沙城来，就得涉过湖渍渡。无论是冷热兵器时代，过渡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支精锐的武装作为战略预备队驻扎在协操坪，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城里有事，部队只要几分钟就可以通过后来开在营盘前的经武门和云阳门、小吴门而入城。如果要守城，部队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或进入湖渍渡阵地，或登上三个城门，控制长沙城东。如果兵力要远调，则可在较短时间内上火车北上南下，也可以在一顿饭功夫到达湘江码头。

　　新军驻扎协操坪，就好像是为了辛亥反正这一天。

　　这日上午8时许，军营里突然响起了“嚯嚯”的哨声，这是攻城的信号!

　　二、“首应”之师

　　这一天距武昌“首义”十二天。

　　五十标一营的营房里。哨声响起后，是一阵“哗啦、哗啦”的操枪声。接着，又是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营房里保险柜被砸开了，里面是黄澄澄的子弹，兵士们一拥而上，都往箱子抓着，多的抢到了一两排，少的也摸到了一两颗。原来自武昌反正后，清廷在湖南军、政界的代理人物为防止那一幕重演，更是想不让武昌那些清廷官僚的命运落在自己头上，便采取了抓、杀和防三招。把子弹收起来就是“防”的一招，没有子弹你们新军手里的枪就是一根吹火筒。现在抢到了子弹，新军就可以起事了，士气顿时高涨。一会儿，新军士兵们习惯地集合到操场，按照前、后、左、右次序站成连纵队、营横队。

　　队官(连长)胡兆鹏默默地走了过来。士兵们也默不作声地看着他，就是谁也不先捅破“反正”那层窗户纸。还是胡兆鹏主动，用温和的口气问：“弟兄们，今天是礼拜天，不上操啊，你们要做什么呀?”

　　队伍里一阵沉默。

　　一个愣头青叫余斐生的，怕这样僵持下去误了事，便回答说：“我们要排满兴汉，请队官指挥。”

　　胡兆鹏非常爽快地说：“好!”说罢拔出指挥刀走在了队伍前面。士兵们顿时如注了兴奋剂一样，欢呼着“走啊，进城啊!革命啰”。胡兆鹏其所以“我先下地狱”，不过是革命党事先安排，让他做了“先锋大将”。

　　协操坪整个营地顿时开了炸。虽然四十九标和一营、三营，五十标二营、三营及一营的大部分事前被巡抚余格诚和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调到了长沙以外，可还有四十九标的二营、第五十标第一营的后队以及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马队的留在军营。士兵们大叫道：“走啊，进城去了!”

　　“别让四十九标二营占了先啊!”

　　炮兵营的士兵本来就作了准备，一声大喊“走啊”，全都拥下楼来，把大炮从炮房里拖了出来，撕去炮衣，停在了操场里。

　　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就是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师。当事人此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行动正在载入中国史册。

　　三、兑现诺言

　　其实，这是一次迟到的“首应”。

　　按革命党人的约定，“首应”本应在“首义”后的十天之内。

　　可武昌“首义”是“被迫”发动的。辛亥八月十九(公历10月10日)，在清廷当局的搜捕中，彭楚藩、杨宏胜、刘复基三位同志革命党人被杀害。如果再不发动，整个革命力量损失会更大，于是起义在激变中提前了，而这并不是两湖革命党人事前商定的发难日期。

　　时间到了10月22日，武昌射出的“首义”之箭已经12天了，湖南再不响应，湖北革命者就要与清廷统治者“孤军奋战”了，也有违当日的约定。原来，辛亥年三月武昌会议，两湖革命党人原约定在是年八月，两湖同时发难。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阎鸿飞、杨任都参加了武昌会议，曾和孙武、蒋翊武约好，一旦确定了起事日期，在三天以前用密电互相联系;不管谁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成功，则未及发难的省必须于十天之内发难，作为支援。

　　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到长沙，带来了蒋翊武的介绍信，分别先到体育社找焦达峰、阎鸿飞两人。无疑，蓝、庞的到来，一是“传经”，二是“促变”。蓝、庞到长沙的第二天，由革命党人安定超、李金山、刘芝德诸约了一些军队中的日新社积极分子在杨家山小学开会，听湖北代表的报告。蓝、庞是两位热血青年，把武昌起义时各方同志的慷慨激昂情形，说得淋漓尽致，使到会的人听了，极其感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于是，湖南革命党人确定10月20日起事。他们不能看着湖北兄弟与清廷孤军奋战，湖南人要兑现诺言。

　　四、两个插曲

　　湖南革命党人原定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由炮兵营吴舜臣放火举事。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人们始终没有看到举事的信号火光。原来，这一天风声很紧，炮兵营值夜官通宵巡逻，加强防范，所有马草干粮，全部迁移一空。吴舜臣放火无处下手，反而在行动中被拘禁。原定计划打破了。

　　10月21日(八月三十)长沙谣言更多，街上岗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云阳门沿河一带，情形更加紧张。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所派巡防营稽查队亲信官兵，高举号令牌，穿梭巡逻，来往行人，均须经过检查。民间讹传：巡抚衙门里装置了大炮，将对新军营房实行轰击，与革命党人决战。

　　在这恐怖的日子里，平日喜欢出头露面的立宪派绅士们就龟缩内室，足不出户了。一个叫吴作霖的绅士，是以教育界的代表身份参加了立宪派的自治公所，又和同盟会有联系的湖南体育会长，听到谣言后就急了，革命党人赤手空拳，如果起事，巡抚衙门里只发一炮，长沙必定的得粉碎。他左思右想，通宵失眠，忽然发明一个“避免流血”而革命可以立获成功的“妙计”，就是：请谘议局长、立宪法派首领谭延闿出来收拾大局，便于10月21日清早来到谘议局谒见谭延闿。这时，谘议局号房刚才起床，局内空无一人。他认为谭延闿有意不予接见，立刻怒火中烧，忿忿地骂了起来。

　　吴作霖这一闹不要紧，巡抚余格诚了紧张了。他得先下手为强，他手里还有雄厚的兵力。

　　市面上的谣言更多了，市场上的官票、市票价值陡跌，官钱局发生挤兑。

　　谋划发难的焦达峰急了，这一弄不是机密泄露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五、起义发动

　　10月22日拂晓(九月初一)。

　　虽然五十标营里热闹，可打响反正“第一枪”却是四十九标代表安志超。

　　这一天起义虽然是确定长沙反正的日子，可也是余格诚和黄忠浩命令更多的新军开出长沙城的日子，其中炮队要开赴醴陵。炮队代表李金山得到这个消息后，“遂告步队四十九标代表安志超。安以事迫不可缓，因语李曰，汝速回营，听枪声轰动，当齐集发难也。一会儿，安跃出操坪，发出紧急的集合哨，目兵应声麋集，朝天鸣放三枪”--这就是长沙反正“第一枪”。

　　8时20分，列队集合完毕。大家都在扎上白布臂章一方。

　　一个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站上一个石凳，演说革命要义，然后传达了四点：(一)本标各队由代表指挥，无论官兵一律不准离开队伍，违者以临阵脱逃论罪;(二)全队即刻进城，派定列兵监视标内长官行动;(三)进城时未遇抵抗不得放枪;(四)严守纪律，不准妄取民间物品。

　　接着他又宣读了同盟会湖南分部预先拟好的攻城命令。

　　部队出发了。在路上，不时有身着新军服装、全副武装的人加入其中。

　　队伍在惜字公庄汇成一片。然后又分开，一队沿着城北城墙向新开门奔去，一队沿着粤汉铁路向城东的小吴门拥去。他们准备入城后，前后夹攻清廷在湖南的堡垒--又一村的巡抚衙门，把“建立共和”、“自由平等”的旗帜插在辕门上。

　　【专家点评】长沙“首应”的意义

　　王国宇

　　1911年10月22日的长沙新军起义，历史上也称“长沙‘首应’”。这是相对武昌“首义”而言的。“首应”不同于一般的武装起义，它是在武汉三镇处于清军重重包围之中，那里的起义部队正在孤军奋战，革命的星星之火有可能被扑灭之时，湖南的反清革命力量开辟的又一战场，它为武昌起义部队“制造”了一个战略支撑点，一个战略后方。它的成功，是清朝专制大厦倒下的第二根支柱，是第二个独立于清廷的省份。敌我力量总是此消彼长，此后消长都进入加速度。正因为如此，长沙“首应”被载入中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