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

　　我知道他们是老相识、老战友。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跟着毛泽东战斗在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耀邦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此期间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他们彼此间有着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

　　1977年12月，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还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住在《红旗》杂志社修改文章，花去一周时间。

　　4月23日，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总机转耀邦同志，开始是秘书接电话。我迅即在电话里通报情况。大概耀邦同志就在电话机旁，听到平化同志写了信来，抢过话筒说：“我是胡耀邦，你是哪位?”我说我是湖南省委机关的干部，带来平化同志写给您的一封信，还送您几本刚印出来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耀邦同志二话没说，要我马上去。我和郭叙编立即乘公共汽车直奔中央党校。

　　耀邦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接过平化同志写的信和《新湘评论》以后，问了问湖南的情况，然后看看手表，说：“这样吧，今天时间不多了。明天是礼拜天，到我家里去，吃中饭还是吃晚饭由你们定。”我说，明天去府上拜访，我们很高兴，但吃饭就不麻烦了。耀邦同志说，湖南老乡来了，一定要吃饭，没有什么招待，还有点湖南腊肉，是湖南老乡搭来的。于是，我们约定好第二天到耀邦同志家吃晚饭。

　　4月24日下午4时30分，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来《红旗》杂志社招待所接我们。离得不远，我们一起步行到了耀邦同志家。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正中是堂屋、客厅，院内南面的墙壁是木质结构的花窗。院内两边厢屋，一边是办公室和卧室，一边是生活设施，室内摆设很简洁、古朴。

　　耀邦同志和老伴李昭出来了，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耀邦同志首先以沉重的心情谈了毛主席去世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大家的忧虑。对华国锋同志临危受命，表示深切理解;对华国锋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举解决“四人帮”问题，十分钦佩。接着，耀邦同志对湖南省委加强理论工作、办好理论刊物等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谈到写文章，耀邦同志说，10多年来，文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不成样子，“四人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成了统治思想，我们的一些同志受了影响，一定要纠正过来。写文章，题目可以小一点，内容一定要充实。如果内容不充实，只讲一些表面的东西，群众会反感。

　　谈话中，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了3个文件，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您当科学院党委书记时搞的，也被说成是一株大毒草，拿到下面去批，但是却批不起来。耀邦问，为什么批不起来?我说，文件把科研的地位提得很高，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许多科研人员说，这不是很好吗?怎么是“大毒草”呢?把“汇报提纲”一批，您在全国的名气反而更加大了，群众更加了解您、喜欢您了。

　　耀邦同志听着听着，若有所思，站起身在厅里来回踱步，他穿的是一套灰布解放服，裤脚可能长了点，被踩在脚根底下。他说，我这个人，三分实，七分虚。三分实是：第一，对林彪、“四人帮”，从来不“尿”他们;第二，他们称霸，我从来不向他们低头;第三，文革那么乱，我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这几点是实在的。但七分是虚的，不能把群众的鼓励和赞扬看成自己的优点，应该有自知之明，不然就会忘乎所以。他接着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华国锋同志让我搞的。当时，华国锋同志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四人帮”搞我，我算老几?其实是搞华国锋同志。

　　耀邦同志谈锋甚健，兴致很高。

　　耀邦同志说，问平化同志好，我就不再写信了，请你转达一下。一个是平化同志要学习材料的问题，过去党校搞的那些东西，什么“唐晓文”，“辛风”，都有问题，甚至有严重问题，经典作家一些著作都给他们解释歪了，不能相信。所以，他们那些东西，不能再扩散，你们这回得空手回去，以后有新材料再说。另一个是希望平化同志多同中央保持联系，多通报情况，及时了解上面的精神有好处。

　　最后，耀邦同志还特别嘱咐：“问谭老好，易大姐好，谭老很关心我。”

　　谭老，是指谭余保同志。据说，井冈山时期，谭余保36岁时大家就称呼他“谭老”。当年，耀邦同志被错打成“AB团分子”，谭余保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出面辩解，救了耀邦同志一命。解放后，谭老当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易湘苏大姐是谭老夫人。

　　那天下午，我们在耀邦同志家里坐了3个多小时。我发现，住处没有警卫人员，来人随时可进屋。3个小时，耀邦同志接待了六七批客人。我说：“保卫工作恐怕要加强一下才行吧?”耀邦同志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同群众隔离开。我们同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群众经常来，我可以了解许多情况。”我感慨地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把群众放在心里，同群众打成一片。比如华国锋同志。他在省里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时，我在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工作。我们同在省委第5食堂吃饭，他同我们一样排队买饭，我帮他买他还不肯。那时吃钵子饭，每钵三两，他见我年轻能吃，有好几次用筷子从自己钵子里挑出一块，‘支援’我。”耀邦同志说：“领导爱护群众，是党的传统。”

　　在谈话过程中，耀邦同志的儿媳说孩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耀邦不答应，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送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耀邦同志一点面子都不给，说：“外面有公交车。不然，你拿点钱出来，让他们自己坐车去。”

　　梁秘书说，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他有一种平民意识，从来不把自己看成官。他喜欢一个人上街，看一看，问一问，喜欢跟老百姓聊天。有时买了东西，就自己手提肩扛弄回来。有一次，买了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走了回来。他个子矮小，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样子很有趣。附近居民都知道他住这里，为了保证他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不主动去打扰他，叮嘱孩子们不在院子里吵闹。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6时30分。待客的“家宴”已经摆好，一起吃饭的除了耀邦同志夫妇和家人外，还有冯文彬同志(他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团中央书记。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上了10个菜，有湖南腊肉，有各种小盘小碟，清淡而精美。开了一瓶“二锅头”，耀邦同志亲自敬酒，亲自用小勺子敬菜。李昭大姐和其他家人个个和颜悦色，有说有笑，气氛十分和谐。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把我等无名小辈当作贵客招待，已成为我永远的、美好的记忆。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最大，群众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