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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耀邦同志家作客【陆魁宏】
2011-07-13 22:15:30 湖南日报     [作者:陆魁宏]     [责任编辑:蔡矜宜]      字体:【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信交我带去。

  我知道他们是老相识、老战友。早在井冈山时代,他们就跟着毛泽东战斗在一起,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62年10月至1965年1月,耀邦同志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此期间平化同志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所以,他们彼此间有着同生死、共患难的革命友谊。

  1977年12月,耀邦同志任中组部部长,还兼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住在《红旗》杂志社修改文章,花去一周时间。

  4月23日,我打电话给中央党校总机转耀邦同志,开始是秘书接电话。我迅即在电话里通报情况。大概耀邦同志就在电话机旁,听到平化同志写了信来,抢过话筒说:“我是胡耀邦,你是哪位?”我说我是湖南省委机关的干部,带来平化同志写给您的一封信,还送您几本刚印出来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耀邦同志二话没说,要我马上去。我和郭叙编立即乘公共汽车直奔中央党校。

  耀邦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接见了我们。接过平化同志写的信和《新湘评论》以后,问了问湖南的情况,然后看看手表,说:“这样吧,今天时间不多了。明天是礼拜天,到我家里去,吃中饭还是吃晚饭由你们定。”我说,明天去府上拜访,我们很高兴,但吃饭就不麻烦了。耀邦同志说,湖南老乡来了,一定要吃饭,没有什么招待,还有点湖南腊肉,是湖南老乡搭来的。于是,我们约定好第二天到耀邦同志家吃晚饭。

  4月24日下午4时30分,耀邦同志的秘书梁金泉来《红旗》杂志社招待所接我们。离得不远,我们一起步行到了耀邦同志家。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正中是堂屋、客厅,院内南面的墙壁是木质结构的花窗。院内两边厢屋,一边是办公室和卧室,一边是生活设施,室内摆设很简洁、古朴。

  耀邦同志和老伴李昭出来了,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耀邦同志首先以沉重的心情谈了毛主席去世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大家的忧虑。对华国锋同志临危受命,表示深切理解;对华国锋同志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帮助下,一举解决“四人帮”问题,十分钦佩。接着,耀邦同志对湖南省委加强理论工作、办好理论刊物等方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谈到写文章,耀邦同志说,10多年来,文风被“四人帮”破坏得很不成样子,“四人帮”的思想在一个时期内成了统治思想,我们的一些同志受了影响,一定要纠正过来。写文章,题目可以小一点,内容一定要充实。如果内容不充实,只讲一些表面的东西,群众会反感。

  谈话中,我提出一个问题。我说,小平同志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时搞了3个文件,被“四人帮”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您当科学院党委书记时搞的,也被说成是一株大毒草,拿到下面去批,但是却批不起来。耀邦问,为什么批不起来?我说,文件把科研的地位提得很高,说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许多科研人员说,这不是很好吗?怎么是“大毒草”呢?把“汇报提纲”一批,您在全国的名气反而更加大了,群众更加了解您、喜欢您了。

  耀邦同志听着听着,若有所思,站起身在厅里来回踱步,他穿的是一套灰布解放服,裤脚可能长了点,被踩在脚根底下。他说,我这个人,三分实,七分虚。三分实是:第一,对林彪、“四人帮”,从来不“尿”他们;第二,他们称霸,我从来不向他们低头;第三,文革那么乱,我从来没有胡说八道。这几点是实在的。但七分是虚的,不能把群众的鼓励和赞扬看成自己的优点,应该有自知之明,不然就会忘乎所以。他接着说,科学院的“汇报提纲”,是华国锋同志让我搞的。当时,华国锋同志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四人帮”搞我,我算老几?其实是搞华国锋同志。

  耀邦同志谈锋甚健,兴致很高。

  耀邦同志说,问平化同志好,我就不再写信了,请你转达一下。一个是平化同志要学习材料的问题,过去党校搞的那些东西,什么“唐晓文”,“辛风”,都有问题,甚至有严重问题,经典作家一些著作都给他们解释歪了,不能相信。所以,他们那些东西,不能再扩散,你们这回得空手回去,以后有新材料再说。另一个是希望平化同志多同中央保持联系,多通报情况,及时了解上面的精神有好处。

  最后,耀邦同志还特别嘱咐:“问谭老好,易大姐好,谭老很关心我。”

  谭老,是指谭余保同志。据说,井冈山时期,谭余保36岁时大家就称呼他“谭老”。当年,耀邦同志被错打成“AB团分子”,谭余保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的名义出面辩解,救了耀邦同志一命。解放后,谭老当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易湘苏大姐是谭老夫人。

  那天下午,我们在耀邦同志家里坐了3个多小时。我发现,住处没有警卫人员,来人随时可进屋。3个小时,耀邦同志接待了六七批客人。我说:“保卫工作恐怕要加强一下才行吧?”耀邦同志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能同群众隔离开。我们同群众应该是鱼水关系,鱼不能离开水。群众经常来,我可以了解许多情况。”我感慨地说:“党的许多高级干部,都把群众放在心里,同群众打成一片。比如华国锋同志。他在省里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时,我在核心小组办公室秘书组工作。我们同在省委第5食堂吃饭,他同我们一样排队买饭,我帮他买他还不肯。那时吃钵子饭,每钵三两,他见我年轻能吃,有好几次用筷子从自己钵子里挑出一块,‘支援’我。”耀邦同志说:“领导爱护群众,是党的传统。”

  在谈话过程中,耀邦同志的儿媳说孩子发高烧,想用爷爷的专车送去医院看病。耀邦不答应,说:“这是我的工作用车,接送我上下班和开会用的,家里私事不能动用。”过了一会儿,老伴又来说情,耀邦同志一点面子都不给,说:“外面有公交车。不然,你拿点钱出来,让他们自己坐车去。”

  梁秘书说,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直很严格。他有一种平民意识,从来不把自己看成官。他喜欢一个人上街,看一看,问一问,喜欢跟老百姓聊天。有时买了东西,就自己手提肩扛弄回来。有一次,买了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走了回来。他个子矮小,一个拖把扛在肩膀上,样子很有趣。附近居民都知道他住这里,为了保证他有一个安静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不主动去打扰他,叮嘱孩子们不在院子里吵闹。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6时30分。待客的“家宴”已经摆好,一起吃饭的除了耀邦同志夫妇和家人外,还有冯文彬同志(他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团中央书记。当时还未落实政策,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上了10个菜,有湖南腊肉,有各种小盘小碟,清淡而精美。开了一瓶“二锅头”,耀邦同志亲自敬酒,亲自用小勺子敬菜。李昭大姐和其他家人个个和颜悦色,有说有笑,气氛十分和谐。

  耀邦同志平易近人,把我等无名小辈当作贵客招待,已成为我永远的、美好的记忆。在他的心目中,人民最大,群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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