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新枝】

      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与辩证法的完美结合

　　——《社会主义在中国》读后

　　徐晨光

　　于幼军同志的新作《社会主义在中国》出版问世了。这部著作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史或编年史。作者摒弃了传统历史教科书式的创作范式，采用了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用了23回58万字的篇幅，将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近50年的中国历史形象生动地再现在人们面前。图文并茂，史论相济。既不失历史之真实，又兼有语言之生动，形式之活泼，实现了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与辩证法的完美结合。该书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的精品之作，也是红色经典图书的创新之作。

　　写史贵在真实。求真是社会科学的崇高使命。《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演义又不失真实，生动又不失严谨。从1919年到1965年，在近半个世纪的峥嵘岁月里，社会主义在中国从萌芽到催生、从理论到实践、从革命到建设、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艰难曲折，跌宕起伏，波澜壮阔。本书全面真实地再现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原貌。作者采用章回演义的形式，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把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描述得淋漓尽致，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但作者又没有拘泥于形式，更没有片面追求华丽的词藻。该书始终忠于历史事实，坚持历史辩证法。全书从浩繁翔实的文献资料中，勾画出了社会主义在中国从理论传播到实践探索清晰的历史脉络。读罢这本沉甸甸的著作，关于早期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便一揽无余。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述中，作者始终坚持论从史出，注重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历史规律来，并以自己广博的学识和丰富的从政经验尽可能给历史以客观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全书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图片，更增添了它的历史厚重感，也凸显了它的历史真实性。

　　学术贵在创新。古往今来，但凡学术造诣深厚者，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致力于学术思想之求同，更致力于求异。学术研究的生命力亦在于此。《社会主义在中国》借用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来研究历史，是学术求异的体现，这也是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正因为这种求异思维，使那段离我们渐渐远去的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得到了一种新的大众化的诠释。读起来显得如此形象鲜活，立体生动，丰富多彩。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文化大众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推动历史研究大众化不可避免。而历史研究大众化既可以是内容的大众化，也可以是形式的大众化。在我看来，章回演义体裁就是一种大众化的文学形式，于幼军同志用它来治史，无疑是历史研究大众化的最好尝试。《社会主义在中国》另一个重大创新，就是在内容的安排上，它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熔为一炉，贯通起来研究，使它既区别于一般的通史，又有别于其他专门史。这种安排无疑是合理的。诚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四史”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这种安排也是非常有价值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把“四史”贯通起来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全面、系统、深入地把握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为了尽可能多地占有历史资料，并科学地甄别资料，作者不但连续两年多时间在国家图书馆和广东中山图书馆查阅和研究资料，而且踏破铁鞋觅芳踪，先后到十余个省市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实地察看，收集资料，并邀请史学前辈和专家学者审读笔记和鉴别史实。这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是可圈可点的，是值得称道的。

　　(作者系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