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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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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的历史与现状
——朱汉民谈湘学研究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近年湘学、湖湘文化研究的成果

    记者:您长期从事湘学、湖湘文化的研究,近年又担任国家重大项目《湖湘文化通书》首席专家,最近还陆续出版了《湘学通论》《湖湘文化通史》等系列著作。请介绍一下这些论著的主要内容?

    朱汉民:我曾经参与了全国社科规划办2010年度的重大招标项目“地域文化研究”的招标,担任《湖湘文化通书》项目首席专家。从2011年项目开题,2015年项目完成并结项。结项以后,与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在陆续出版,主要有下列三项:

    《湘学通论》主要探讨湘学的中国学术史共性与地域学术史个性的密切联系,重点研究湘学学统与学术旨趣两个问题。全书从宏观层面论述湘学源流、学统建构、学术旨趣等一般性问题,然后进一步开展对湘学学者的个案研究。《湖湘文化通史》则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上、近代下,五卷约300万字,集体完成,我担任主编。这是迄今为止对湖湘文化从萌芽、形成到发展、壮大的过程最全面、最系统的分析、总结和评述,对湖湘地域文化的漫长历史作一贯通性的研究。《文化·学术·人格——湖湘文化历史建构论》包括“湖湘文化形态建构论”“湘学学统建构论”“湖湘士人人格建构论”三篇,分别探讨湖湘地域的文化、学术、人格的建构过程、历史形态、地域特质等,特别强调湖湘文化及其湘学学统、湘人人格均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

      对中华道统的贡献

    记者:在中国学术史研究视野下,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特别贡献有哪些?在湘学学统中,有没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的特点?

    朱汉民:要谈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贡献,先要说什么是中华道统。从古至今,这一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中华道统离不开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中华道统是三代先王渊源、春秋战国成型、汉宋延续的儒家之道,是包括个体人格、家国秩序、天道人道合一的一套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二,中华道统应该是价值信仰(道)、知识体系(学)、政治经世(治)的统一,春秋战国的早期儒家建构了道、学、治三者合一的文化体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儒家学者可能表现出对这一体系的某一方面特别感兴趣,如古文经学重视“学”,今文经学关注“治”,宋学则弘扬“道”,但纵观两千多年的儒学史,其实又是儒学不断追求道、学、治三者统一的历史。

    湘学学统对中华道统的贡献也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其一,湘学对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上的湘学学者一直有很强的道统意识(“湖湘正学”“湖湘道脉”“道南正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湘学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湘学学统。湘学在宋代兴起,故与宋学的弘道意识紧密联系。周敦颐是宋代道学的开山祖,也是湘学的开山祖。周敦颐完成了宋学之道这一新的儒家道学的初步建构。而南宋胡宏、张栻将北宋默默无闻的濂学提升到了道统继承者的地位,突显了湘学对中华道统的贡献,同时将周敦颐开创的新道学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建立起一个以“道”“性”为核心的道学体系,成为南宋理学集大成阶段的重要学派之一。以后的湘学学者,无不表现出对儒家道统的坚定信仰与学术追求。明清之际王船山强调儒家之道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发生变化,即“道莫盛于趋时”,对明清以来儒家之道的传承与更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道光以后的湘学呈现出学派林立的状况,表达了“天变道亦变”的历史趋势下中华道统发展的要求。

    其二,湘学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学派、不同学者的学术思想、学术体系,但湘学能够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学统,就在于湘学学者在学术旨趣方面存在许多相似性。从两宋时期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明清时期湘学的崛起,那些参与、建构湘学学统及其学术旨趣建构的学者,均没有出现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纯粹学问的知识追求、空悟心性的精神超越、王权为本的政治功利等等,而是坚持合乎儒学的理想范式,即儒学的道、治、学三者融通,强调以道统主宰治统与学统。尽管晚清湖南学术丰富多彩,既有宋学派(如曾国藩等),也有今文学派(如魏源、王闿运等),还有古文学派(如王九溪、王先谦等),但他们在执著追求儒家之道,坚持儒学道、治、学三者融通的学术旨趣,则是完全一致的。这一特点使湘学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了儒学的社会功能。

    记者:在湘学学统中,有没有一些较为游离中华道统的趋向?

    朱汉民:这也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华道统的问题。中华道统既是开放的、发展的,它具有王船山所说的“道莫盛于趋时”的特点;中华道统也是恒常的、保守的,代表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的价值信仰。我认为,中华道统必须包括这两个方面,如果将某一个方面发展到极端,就是对中华道统的背离。所以,晚清湘学出于对“道莫盛于趋时”的追求,为推动中华道统的传承和发展,虽然致力于学术变革、政治变革、文化变革,我认为他们仍然表达出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的特点。所以,我对王船山、魏源、郭嵩焘、谭嗣同等湘学人物均给予较高评价,肯定他们对中华道统的贡献。但是,将中华道统的开放性、变动性发展到极端,进而否定中华文明有一脉相承的恒常价值,就是在一步步悖逆中华道统。近代湘学中也包含着一些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主张,最后发展为对中华文化恒常价值的否定,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就是对中华道统的悖逆。

    与其他地域学术的交流互动

    记者:其他地域学术也曾在湖湘大地传播、衍化,而湘学曾对这些地域学术产生很多影响和互动,请谈谈湘学的这一特点? 

    朱汉民: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空间形态的湘学,是在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形成、演变和发展的。纵观绵延千年的湘学历史,几乎每个时期均有外来的学术思潮、人物在湖湘大地交流、传播。在湘学的演变发展中,湘学不断受到其他地域学术的影响。两宋时期,洛学、闽学、蜀学、浙学、赣学先后传衍于湖湘大地,对湖湘学者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代,阳明学(具体包括王阳明本人及浙江王门、江右王门等)、湛学、东林学在湖湘交流传播,对当时湘学亦产生很大影响。清代同样如此,乾嘉汉学的吴、皖两派,另外常州派、桐城派等当时主流的学术形态,均在影响着湘学的学术形态与知识旨趣。晚清以来,东南沿海的近代文化更是对湘学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湘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在其他地域传播、衍化。宋代湘学与洛、闽、蜀、赣等地的学术均有传播、衍化。如周敦颐是二程的老师,对洛学的有影响;他晚年隐居江西庐山,对江西之学也产生影响。张栻在长沙讲学,其故乡蜀地学者纷纷来湖湘之地学习,学成后回归家乡将湖湘之学传之蜀地。所以,《宋元学案》特立《二江诸儒学案》,就是受湘学影响的蜀地学者。晚清湘学大盛,对外的影响力、吸引力大大增强。湘学学者利用在外地做官、游学的机会,在江南各省讲学,使湘学在其他地域不断传播、衍化。如王闿运在四川办尊经书院讲学,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对晚清蜀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记者:当前湘学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推进湘学研究? 

    朱汉民:近些年来,“湘学”研究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大量“湘学”的个案研究、通史研究、文献整理等成果不断涌现,相关的研究机构、课题不断增加。但是,当前湘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关注和解决。其一,湘学研究中的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现象。从事地方学术、地域文化研究的学者,桑植之情难免,但是不能走向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现在的湘学或者是湖湘文化研究的文章中,常常会看到一些想象力丰富但是并无依据的结论,这就是地域文化研究中比较忌讳的地方中心主义或自我中心论作怪。这一些所谓的“研究”并无任何学术价值,特别要避免。

    其二,要建立湘学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湘学”是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应该有一套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基础理论和学术构架,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但现状并不理想。譬如,“湘学”的定义与研究范围是首先要明确的,但是,这一个首要问题就分歧很大。有的“湘学”定义太泛,认为湘学就是研究湖南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问题的学问,这种定义取消了湘学的学理依据。其实,“湘学”是一门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中华传统学术文化博大精深,既体现为不同时间形态而波澜迭起的历史学术思潮,又体现为不同空间形态而风姿各异的地域学术传统,湘学就是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地域化形态之一。“湘学”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历史上早就出现了“湖湘学”“湖湘学派”“湘学”等地域学术概念,现代“湘学”是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提升。如果真正建立起湘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学理构架,需要讲清楚作为中国学术史的分支学科,其中国传统学术的共性是什么,地域学术的个性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解答,就不能够解释诸如湘学、洛学、闽学、蜀学、浙学、赣学等地域学统。

    充分认识王闿运作为“一代儒宗”的地位

    记者:蜀中学者对王闿运对蜀学的影响评价自然很高,如何评价王闿运在湘学中的学术地位?

    朱汉民:湘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文献,湘学中的许多重要人物的全集都值得整理。从去年开始,岳麓书院与岳麓书社共同启动了《王闿运全集》的整理出版。王闿运的著述不仅数量丰富,而且版本繁多,在王氏生前及故后,其著述曾经多次结集。这一次将会把王闿运各种已刊著作、未刊遺稿和散见文字全部整理出来。拟依经、史、子、集四部加以归类,再以刊刻或成稿时间分別序次,最后附录以年谱传记资料。《王闿运全集》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出版规划。我们组织了一个课题组,相关整理工作正在按照计划一步步推进。

    李肖聃《湘学略》说:“湖南学术,盛于近世。明清两代,乃有四王:船山于《易》尤精,九溪考古最悉,葵园长于史学,湘绮号曰儒宗。”湘学史上的“四王”,各有所长,体现出明清湘学的多样化发展。王闿运作为湘学史上有杰出成就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在经、史、子、集的不同部类均留下了大量的著作。譬如,王闿运遍注群经,留下了300多万字的经学著作,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大家,但学界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作为“一代儒宗”的地位。特别是王闿运还通过掌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培养了许多著名弟子,包括他在成都尊经书院培养了廖平、杨锐,有再传弟子康有为。王闿运作为一位博大精深的湘学学者,表达出晚清湘学的丰富性特点,体现了湘学学者的个性化色彩。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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