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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4月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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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照诗史中的时代轨迹与文人心迹

    周格

    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学术界向来有“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思想”“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认识,就唐代而言,其学术重心应当是“隋唐之佛学”,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则在于诗歌。胡遂先生的《佛教与晚唐诗》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

    正如书中所写:“中国文学史上,晚唐是一个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备遭贬损的时期,仅以严羽《沧浪诗话》为例,即可见一斑。如其《诗辩》曰:‘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然而,胡遂引叶燮《原诗》语认为,晚唐诗的“衰飒”乃是因其时代气候所造成,并非晚唐诗人本身气格低劣所致。由此先生详其本末,深究渊源,深有阐发。

    《佛教与晚唐诗》分五个专章探讨了佛教对晚唐诗歌的影响,描述了诗人们在自伤、自慰、自安、自定、自成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并将这一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作观照,着重分析了科举取士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与生存处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宋初理学先驱“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都是出身寒微者,他们却都不以科举功名为重,其所创立以“内圣”“心性”为标志的新儒家人格理想,也为广大得不到功名、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外王”人生理想的封建知识分子们另辟出一条人生出路。理学无疑是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思想而又以儒释为主要成分,但它吸取了晚唐人叹老嗟卑、过于寒俭枯寂的教训,并采取了晚唐人另立价值标准的有效方式,企图树立“道”“理”之精神实体来振拔士人的自强自立性,以安贫乐道的“内圣”人格修养体现人生价值。这正是为疗治士大夫文人精神虚弱疾患开出的固本扶元之方。

    由此看来,一种人格理想之所以会在特定时期内得到肯定并流行,归根到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一方面是现实生存呼唤理论,另一方面也是理论为现实生存提供依据,给出说法。明乎此,我们对晚唐时代这些胸怀匡世济民之志而不能获骋的士子们如此看重人格人品的清高、宋代理学倡扬通过内在心性修养以达到“成贤”“成圣”的人生境界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晚唐时所产生的这种崇佛士林风尚与文坛现象,给后世文人们在安身立命方面提供的主要是一种历史教训。作为知识分子,无论处在何种生存状况下,无论个人境遇是穷是达,其地位是高是低,都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不能动摇自己的人生信仰与理念,只有始终坚持乐观进取的人生观,不断扩展胸襟怀抱,强健精神气骨,为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才是正确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也才是一种应有的人生价值的显示与人生成就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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