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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与新意——读张军《曾国藩传》
2019-07-19 10:47:21 [来源:湖南日报]     [作者:[作者:文选德]]     [责任编辑:[责编:曾璇]]      字体:【

文选德

一位法学博士为什么要写一位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

前不久,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我省青年学者张军创作的长篇传记《曾国藩传》。此书一经问世,就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读者的喜爱。正如书中“序言”所说,“改革开放十年后,我们出版了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三部曲;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又出版了这部张军的四卷本长篇传记《曾国藩传》。”一家出版社在事隔30年后,以同一选题推出一个新人的《曾国藩传》,这不仅说明出版社眼光精邃,当然也表明了这本书自有它的“新意”。

近些年来,湖湘文化成为一门显学,是湖南的一张“文化名片”。张军是一位法学博士,从学科上说,他写作《曾国藩传》也属跨界。一位法学博士为什么要去写近代史上一位众所周知的历史人物?也许是一种文化的情结让张军沉浸其中,使他用了6年时间埋头写作,完成了这部144万字的作品。个中的艰辛自然只有他本人才能体会得到的。

回望30年前开始的“曾国藩热”

一部作品的问世,尤其是写历史人物的传记文本小说,既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表现的题材又要得到研究者和爱好者们的认可和喜爱,这需要作者有扎实的文史方面的学问和厚实的文学创作根底。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他组建的湘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延长了清代封建王朝的寿命,出现了“同光中兴”这个短暂的社会现象。曾国藩也因此被冠上了“曾屠夫”、“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及封建王朝卫道士的“反动”名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对曾国藩的研究都是历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块“禁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省文化厅任职的我,曾和一些文化工作者去曾国藩家乡双峰荷叶塘实地考察,都认为其老家富厚堂以及曾氏家族散落在当地其他一些地方的诸多建筑虽有破败,但仍可以修缮复原。况且当地政府和百姓都说曾国藩虽是“曾屠夫”,但他治国治军、治文治家都有建树,应该对富厚堂进行保护,同行者也大都有这个看法,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于是大家要我写几个字表示支持。但由于当时的思想还比较禁锢,加之上级也没有明确指示,我要题字还真有些勉为其难。但盛情难却,于是我想了想,提笔写了“风景名胜,加强保护”八个字。当时我想:这里山清水秀,古迹也多,“加强保护”理所当然,并不为过。

不久,亦即刚好30年前,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出版,一时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连许多中央首长都希望得到《曾国藩》这本书,一时有着“洛阳纸贵”的声誉。30年来,全国不少出版社因“曾国藩热”而出版了不计其数的与曾国藩相关的作品。面对这种经久不息的“曾国藩热”,张军能知难而上,他的底气源自于他对湖湘文化的热爱和研究。

不戏说,不图解,唯真实,见兴亡之基,知成败之数

在创作思想上,张军用其敏锐的历史眼光和超前思维,以春秋史笔把人物和事件放到历史的社会中去还原,不戏说,不图解,唯真实。为此,他重新梳理这个历史人物在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里的个人作用,大量收集湖湘历史人文环境和社会变迁、政治结构、风俗人情等方面的创作素材。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全景式的谋篇布局,以一个人物、一个家族、一个团体和一个社会横断面的众生相,用传记文学的表现形式来写作《曾国藩传》。

著名传记文学家朱东润说过:“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传记文学的写人方法可以不拘一格,但再现人物的真实性格、精神面貌及精神品质,就必须对人物的记述做到据事“直书”,“情真而不诡”,“事信而不诞”。这方面《史记》堪称典范。张军本着这个宗旨,曾多次到当年湘军主要活动过的地方实地考察,搜集资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以浓彩重笔剖析作品中人物命运的多样性和局限性,把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大势相融合,将对人物的褒贬、毁誉寓于对人物的记述之中。作品立意上,以“不为圣贤,必为禽兽”为主要人物故事命运的主线,以细腻生动的笔触,着力描绘了曾国藩终成大业、走完“立德立功立言”圣贤之路的曲折途径,见兴亡之基,知成败之数,真实地艺术再现了一个誉之为圣贤、毁之曰元凶的历史人物的灵魂与形象。

观万物而生意,为前贤立传,张军可谓自成一家。

一次开创性的有益尝试:相隔30年,前后两部书

出版社通过审读作者的书稿后,对作者有了信心,认为这是一本厚重的、有新意的作品。张军从曾国藩祖父一代开始着笔,一直写到曾国藩去世;以出生地的山水田园风水之美开端,至去世时的挽联年谱文辞之美结束;记述了曾国藩一生的经历轨迹,还原他的真实面目,全面表现他的功过是非。全书采用章回小说形式组合章节,用成语式的四字句做小标题,脉络清晰,情节鲜明,典雅文秀,力图与曾国藩作为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文墨相亲。这种语言风格上的文脉回归,和以传记体裁而又用文学表现的张力相融合,与唐浩明先生《曾国藩》艺术创作上审美情趣的雅俗共存,歌以咏志的灵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品赏。

“君子善假于物”。在今天推崇创造,重视创新的时代里,张军新作与唐浩明先生佳作,或说从“三部曲”到“四卷本”相隔30年,在一个出版社前后出版,见证了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张军的《曾国藩传》是以传记文学的体裁,源于史料,以文学的表现形式,真实再现了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折射出清王朝走向灭亡最后一抹余晖的消失。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而唐浩明先生的《曾国藩》则是以史实性强、资料运用与历史事实和创作的有机结合,开创了历史小说新的表现路径,有开先河之誉。这两本书都能让人有阅读的快感与受益,这也是出版社一次有开创性的有益尝试。

《曾国藩传》着力揭示和表达的“新意”何在

湖湘文化作为地域性的文化,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厚积成势,体量博大。两千多年来,湖湘这块热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奠定了湖湘文化学说的根基,岳麓书院讲堂所悬挂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湖湘文化所代表的是儒学正统。宋以来的周敦颐、张南轩、王船山、曾国藩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学术涵养,无不是以孔孟之道为其根本,同时又因受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的浸淫,铸就了湘人刚烈、倔劲的血性;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人格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境界。在张军着力创作的曾国藩这个人物的灵魂里,这一点得到了生动体现。这一认知高度概括和凝练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真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悲天悯人忧乐情怀,与湖湘儿女一腔血性特质在艺术上形成了一次有机融合。

我想,这是张军在《曾国藩传》中着力所要揭示和表达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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