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台湾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于12月14日病逝。他不再“乡愁”，他的《乡愁》却注定缠绵不绝。

情之所至方为诗。我们很多人对余光中先生的认识，是从诗歌《乡愁》开始的。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21岁余光中写下的这首诗，撩拨起国人对家国一统的浩荡思绪。一生在逃亡与离乡中颠沛流离，半世在纷争与战斗里孤独忧郁，却因灵魂早已皈依汉唐魂魄，余光中笔下才会有“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诗人或者诗歌的好坏，其实与繁复多元的人性无关，大概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对于现代性困境，诗文呈现了怎样的张力;二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承续，诗文恪尽了怎样的使命。余光中的诗能成为一波波“余光中热”，比较典范地回应了这两个命题。一方面，他的诗歌跳脱了个人的情绪体验，未曾回避诸多历史和政治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诗文基本契合台湾诗坛30年间“西化而回归”的走向。

文无定法，人无完人。倒不是因为老先生驾鹤西去，就非要在其生平经过上鎏金，而是揆诸现实，他的文学价值远在“乡愁”之上。有人说，余光中去世，这世间又少了一个高级而有趣的人。这话不假。曹可凡曾访问他，说如何面对别人的攻击却从不反击，余光中答，“他一直骂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而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老先生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皆有建树，自称为写作的“四度空间”。诗好，散文更胜，梁实秋亦曾赞其“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更难能可贵的，是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恪守。他曾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亦明确表示，“如果把文言文抛掉不用，我们就会变成没有记忆的民族!”在诗歌沦陷于各种“体”而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今天，重读余光中，重读中国现当代诗歌散文史，或许，这正是文艺创造与文学创作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