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希燕代表——

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档案】

秦希燕：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

【观点】

严厉打击个人信息侵权行为，加强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立法，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

【背景】

现代社会，人们在享受“云数据”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而保护措施不力，甚至收集者倒卖个人信息谋取不法利益，不法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精准实施诈骗，给公民财产带来了巨大损失，严重威胁人们的安全感、幸福感，甚至危及弱势群体的生命。

目前，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保护缺乏统一标准;对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不够，由于买卖个人信息的途径隐蔽，调查取证难度大，大量有关案件不了了之，即便进入审判程序定罪量刑也偏轻;宣传力度不够，个人保护意识不强;对个人信息受侵害的民事赔偿不明，绝大多数时候，因信息侵权行为人与利用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人的侵害对象、侵权故意等存在不同，信息侵权人无需承担受害人遭受电信诈骗的损失赔偿责任。

【建议】

秦希燕建议，尽快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扩大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加强对个人信息收集、使用、保护等的标准制定，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责任主体，明确赔偿标准或责任承担方式，严厉查处电信诈骗过程中的侵害个人信息犯罪案件。

(湖南日报北京3月8日电)

胡子敬代表——

让“飘在空中”的电商监管接“地气”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档案】

胡子敬：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友阿集团董事长。

【观点】

可利用现有的实体商业监管手段对电商进行全方位监管，按照属地原则，让“飘在空中”的电商监管接“地气”，接受和实体店一样的监管。

【背景】

近年来，电商市场监管缺失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电子商务市场秩序恶化加剧，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售后服务跟不上、网络诈骗等问题凸显，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以常德市为例，今年来，该市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接到网购投诉比例不断攀升，同比增加46.15%。

现有的商业管理政策、法规，实体商业管理队伍完全可以对应电商市场监管的需要，国家工商部门近年来已经在电商管理上积累了很多经验，在理论、实践上进行了大量探讨和研究，各地工商部门也成立了网络商务监管的专设机构，为全面进入电商监管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

【建议】

胡子敬建议，电商也是商，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实体商业监管手段进行全方位监管，按照属地原则，明确要求电商平台上的经营户必须和实体店一样在属地进行各方面的资格认证和审核批准。所有网店都要有实体存在，切实清理出了问题找不到地方、找不到人的“影子电商”。建立全国性统一的电商监管电子政务系统，对电商交易平台实行有效监管，同时连接各地区相关部门将监管措施全面落地。

(湖南日报北京3月8日电)

刘国忠代表——

新型城镇化建设应避免新的“城中村”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档案】

刘国忠：全国人大代表、湖南邦盛控股集团董事长。

【观点】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科学处理拆迁安置问题，避免产生新的“城中村”。

【背景】

在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一些三四线城市出现了新的“城中村”现象，特别是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县城，拆迁安置还是沿用政府划拨小宗用地、老百姓自建安置房的老模式，结果一边建设新城，一边产生新的“城中村”。

划拨宅基地自建安置房主要存在下列问题：浪费土地资源，降低土地的有效利用;易催生新的“城中村”，严重影响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缺乏系统科学规划，建筑物排列无序，市政设施不完善，严重影响城市品位;缺乏规范设计和施工，易产生危房，存在安全隐患。

【建议】

刘国忠建议，加强顶层规划设计，编制高起点的规划，城市用地扩展采取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方式;在县城全面取消划拨宅基地自建安置房，采取货币安置和房屋安置;在安置过程中多听取老百姓的需求，让拆迁户享受到高品质的回迁房。

(湖南日报北京3月8日电)

傅军委员——

打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绿色通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陈昂

【档案】

傅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集团董事局主席。

【观点】

国家应采取更多过硬举措，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引导和推动更多中国企业发挥“走出去”的主体作用，为“一带一路”战略落地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使命。

【背景】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既给中国带来了机遇和自信，也受到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但由于政治的风险、法律的短板、区域的壁垒、人才的瓶颈、文化的障碍和信息的缺失等诸多不确定性，更多的中国企业仍在“走出去”的十字路口徘徊，难以把握跨国经营与境外扩张的商机。

【建议】

傅军建议，首先，要尽快制定国家对外投资法，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有法可依。境外投资不是一个资本输出的简单行为，还需涉及政治、法律、市场、技术、文化等诸多方面，是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复杂工程，需要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作支撑和保障。其次，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外汇支持。第三，加快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与政策，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绿色通道”和境外保护。第四，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求互利双赢、稳健发展，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快速增强企业竞争力和产品国际影响力。

(湖南日报北京3月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