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龙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风靡校园的时候，我初次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如果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唱出了青春少年的纯情爱恋，杜拉斯笔下的那段“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的告白，让我不禁想到了《上邪》里那种天荒地老的爱情。

只是她笔下的爱情故事并非如童话那般美好。因为现实比文学想象更为残酷。杜拉斯早已洞悉并用文字和行动来表达抗争。她通过具有互文性的作品，书写扭曲的灵魂和爱情，构建起自己独特的人格精神空间。她的自我精神的存在，使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林白、陈染、虹影等女性作家都自称深受她的影响。这并非从众，而是杜拉斯确实值得钦佩和追随。杜拉斯不是因为《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大奖而可以被简单化的一个女作家。她被称为“文学女巫”的多面性，是因为她不仅被称为法国新小说派作家，也是左岸派电影导演和先锋戏剧的倡导者，更是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她是女性，具有女性主义者所推崇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但她的作品和思想并非女性主义所能概括。

所以，试图通过《情人》来读懂多面的杜拉斯，是徒劳的。正如杜拉斯拒绝接受后期新小说家称谓的原因一样。文本的细读，只是在译本的隔膜之后的再次误读。“我早就爱上了你，永远也不会把你忘记”的法国式浪漫不是轻易能理解的。当70岁的女主人公回顾自己15岁半时渡过湄公河的故事时，那种历久弥新的刻骨铭心从杜拉斯笔下流淌出来，伴随着有意无意的华尔兹旋律，如汩汩清泉流于石上，具有水滴石穿的力量!自传体的形式，现实与想象交错，杜拉斯游刃于自我生活的故事与自我写作的故事之间，构建着令人痴迷的文字迷宫。杜拉斯的文字具有诗意，也富有沧桑感。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回望，历史早已尘埃落定。而跨越文化和年龄鸿沟的爱情，清晰如岁月的锋刃刻在脸上的皱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情人》出版六年之后，她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中国情人的形象更加清晰。那些在《情人》中还来不及发生的故事，唐以及小哥两个令她炫目的男人在去模糊化的语言中变得现实：“我依然和这些人在一起，在这个故事里，只和他们在一起。”一个少女因为父亲早亡而将恋父情结寄托于小哥，继而在中国情人身上实现爱与欲的结合很具有弗洛伊德的色彩。但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因为父亲的阻挠而不能与心爱的女子在一起的桥段，使得这异国恋情的故事有了中国包办婚姻的悲剧色彩。这可能是杜拉斯被国人选择性接受的原因之一吧。

以知人论世的批评传统解读其自传体作品中的杜拉斯，相比同时期才华横溢的萨冈和理性睿智的波伏娃，杜拉斯也许更具女人味一些。但这种女人味在其更早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中就存在了。广岛的核爆与和平的现实之间有很多历史被遗忘。战争的集体记忆难以叙述的时候，女人的个人记忆却鲜活跳跃。在女性爱情视角之外，反战的和平意识、忘却与现实的哲思，在细腻感性的文字中成为杜拉斯之所以是杜拉斯的一种魅力。

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