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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长征和长征史诗
2016-10-19 10:56:30 湖南日报     [作者:]     [责任编辑:刘颖]      字体:【

郝安

中国工农红军80多年前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堪称不朽的史诗。在史诗般的长征路上和秦晋高原,作为统帅、战士、诗人的毛泽东,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戎马倥偬间,也不辍吟哦或默诵。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的两年间,毛泽东接连写下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沁园春·雪》共9篇诗词,从而形成了诗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

毛泽东曾说,他的这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然而,正是这些在马背上哼成的诗作,以其纵横恣肆、雄视百代的气势和力度,成为了无与伦比的描写长征的伟大史诗。

点染江山,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最大特色。在他长征时期的诗词中,山的形象,更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9首诗词,几乎首首都提到了山,有6首干脆就以山名篇。其中《十六字令三首》更是直接以山作为吟咏的对象。

自古以来,模山范水,诗人常事。然而,毛泽东之写山咏水,却完全不同于旧日山水诗人。他的诗情意境,在山水之间又超乎山水之外。山高他站得更高,山远他看得更远。在快马加鞭的马背上,毛泽东看到的山是有生命的,能够飞舞奔驰的,散发着山野气息和阳刚气息,充满着动感和力度。

娄山关,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著名天险之一。毛泽东在1935年2月写下的《忆秦娥·娄山关》,便是红军越过娄山关天险时的艺术写照。全词悲壮凝重,声情激越,俨然一幅战地素描:繁霜铺地,西风肃杀,长空迷茫,雁鸣凄厉。然而,如铁的雄关在红军的脚下又算得了什么!“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铿锵的词句使我们感受的不再是苍凉,而是遒劲;不再是凄清,而是豪健。

《十六字令三首》并非成于一时,亦非指的一山。从标明的时间看,是毛泽东从1934年底到1935年春在长征途中一路吟成的。小令,寥寥16字,极短极窄。或许正因为如此,古人流传甚少,佳作更是罕见。但才大的人无施不可,一代词宗毛泽东拿得起,放得下。他偏偏就以小令简劲的笔触,描绘了岭竖狼牙、峰成剑锷的奇特山象,表现了诗人和红军战士的伟大气魄。三首各有意境,却又是一幅完整绚烂的图画;三首处处写的是山,却处处凸显了长征途中领袖和战士的英姿。“倒海翻江卷巨澜”,这不正是惊天动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铁流么?刺破青天,赖以柱其间的擎天大柱,不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的象征么?三首共48个字,可谓奇情壮采,词约义丰。

在由通渭向六盘山进军的途中,毛泽东“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由是,他又以“昆仑”为题,吟成了同样是“横空出世”的《念奴娇·昆仑》。在这里,我们看到、聆听到的,是在昆仑之上、比昆仑更高的历史巨人在向自然巨人发话:“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是藐视古往、举重若轻的大纛豪风:“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毛泽东既写出了山的伟大,更写出了人的伟大,而且还写出了人比山更为伟大。

1935年10月,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已横跨10个省,长驱两万里,到达甘肃省的六盘山下。六盘山,是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如果说过了雪山草地,红军的胜利已经在望,那么,登上六盘山,则是胜利在握了。毛泽东驻足山巅,不觉诗兴勃发。此时的诗雄毛泽东回顾坎坷征途,瞻望革命前景,即席口占了一首《长征谣》,当时就在红军中,后来又在八路军、新四军中流传。这首《长征谣》,即是1949年公开发表时,词名改为“清平乐”的《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汉”,金声玉振,壮语惊人!“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排山倒海,推宕生姿。纵览全词,雄浑,豪放,磊落,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极富感染力的杰作。

1935年10月21日,一场伏击战在吴起镇打响。战斗以俘敌700人、缴获战马200匹而胜利结束。当这场战斗的指挥员彭德怀风尘仆仆从前线回到指挥部,毛泽东情绪激动地在一张作战电令纸上写下《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10多年后,在1947年彭德怀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上,毛泽东兴之所至,又重新吟诵这首诗。吴起镇这场伏击战后,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艰难的长征,开始在西北重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毛泽东如此钟情于山,挚爱于山,是因为他和他的事业与山结下了不解的特殊因缘:湘潭的韶山,是他的诞生地。同学少年,相继在湘乡的东山和长沙的岳麓山求学。1927年秋收起义,他领着队伍上了井冈山。井冈山就是他马背写作的起点。从此,毛泽东和他的红军处处以山为家。在湘赣山区,在赣南山区,在闽西山区,毛泽东说他是占山为王,几乎天天依山而据,凭山而立。二万五千里长征更是崇山峻岭,万水千山。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之前,红军和蒋介石所处的位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还是“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在河北的西柏坡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了撼天动地的辉煌……

山,既是革命的发祥地,又是红军的摇篮;山,既是战斗的屏障,又是进军的阻碍。可以说,山,伴随了毛泽东轰轰烈烈、叱咤风云的一生。由此,我们便不难悟出,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诗词中,这样喜欢写山咏山,这样喜欢提到山。

红军长征作为人类历史上鲜有其匹的一个伟大壮举,一种联结着中国的过去与未来蕴涵丰富的历史事件,它本身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撰写的一部巨型史诗。如果把这卷史诗铺展开来,可以从江西的瑞金,一直铺到陕北的吴起。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几十年前,毛泽东在讲到史诗长征的意义时,曾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仿照着这样说:在古今无数的征行诗中,请问可否有一首能和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七律·长征》诗并论的么?没有,从来没有的。而且,歌咏长征的诗人就是三军统帅,又是运用格律谨严而篇幅简洁的律诗,来写长征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艺术功力又达到如此之高,不仅历史上未曾有过,今后恐怕也难再有。诗人易得,伟人也并不少见,但诗人兼伟人则千载难逢。由是观之,毛泽东的《七律·长征》可谓千古绝唱。

1935年9月18日,红军突破岷山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占岷州。10月2日,占通渭。在通渭县城的文庙小学里,召开了中央红军干部大会。毛泽东对第二天的行动做了动员后,为战士们高声朗诵了这首千古绝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区区七言八句56字,酣畅饱满,笔力雄健,充分展示了红军长征这样空前伟大事件的历史背景、时代画卷和精邃哲理,几乎把整个长征“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这样一个峻险危急却又精彩绝伦的行程和历史生活场景,都概括地作了表达,而且这种表达是具体的,生动的,艺术的,有血有肉的。从这里,我们不能不惊叹,不能不佩服诗人所具有的纳须弥于芥子,展尺幅以云烟的概括力和非凡精到的艺术手腕。

艺术源于生活。如果没有惊天动地的史诗长征壮举,断乎不会产生震古烁今的长征史诗诗篇;而这样的史诗,除非身兼革命统帅的伟大诗人,也断乎没有人写得出来;若无大气魄大气象,无论如何是不能竟然把绵延千百里的山系看成细浪、泥丸,如此“只等闲”和“尽开颜”的。

毛岸青和邵华曾这样说到毛泽东和他的诗:“父亲是革命家,也是诗人。他的诗,非文人墨客的遣兴之作。‘诗言志’,父亲诗中的一题,一景,一人,一事,无不记述着中国革命发展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古往今来,有‘史诗’一说。父亲的诗篇,连贯起来,可谓中国革命的不朽史诗。”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1936年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请他谈个人经历时,也获得过同样的感受。斯诺说,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他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关乎民族集体命运盛衰的客观史料了。用斯诺的这段话来评价毛泽东的诗词,同样适用。这使得毛泽东的诗词具有史诗的价值,它展现的是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长卷。这样,我们读毛泽东的诗词,就是在读一部浓缩的中国革命史诗;我们读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词,也就是在读一部光荣胜利的长征史诗。

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无疑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长、最壮美的一行。在这一时期的诗词里,有战争的插曲,有诗人驰骋想象所描写的寓意图画,还有严肃的沉思。展读毛泽东似乎不是在用笔墨,而是在用坚定的步履,在用平平仄仄的枪声押韵的长征史诗,我们不仅能领略“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阔气势,还能感悟“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韧信心;不仅能领略“把汝裁为三截”的勇士力量,还能感悟“环球同此凉热”的宽广胸襟;不仅能领略“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还能感悟“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不屈意志;不仅能领略“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愉悦,还能感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自信。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语出毛泽东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这是毛泽东诗词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首,亦是毛泽东长征时期诗词的压轴之作。1945年重庆国共两党谈判期间这首词公布于世,旋即搅动山城并在全国引起轰动,世人从而知道了毛泽东不独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文学家、伟大诗人。在这首词中,毛泽东视通古今,思接千载,面对雪后初晴的高原风光,历数几千年来统治者的文德武功,只轻轻几笔便把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古代帝王荡过去了,尽情抒发了中国共产党人拯救全民族的远大志向。真可谓睥睨六合,气雄万古,大气磅礴,兴会淋漓。全词空前绝后,攀到了历史的极顶。时任《新民报晚刊》副刊编辑的吴祖光回忆说,当时他听说这首词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只有这一个人才能写出这一首词”。据说这首词作1945年8月随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而传至山城,引来政界文坛交口称颂,急得国民党当局暗中组织文人作诗填词发誓要把它比下去。这其中也许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士,亦不乏才高八斗的诗手,只是这些人都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政见、哲思、史识和诗胆,因而也就无从窃得由这四者交融而成的诗词气象了,最后的结果毫无疑问就只能是悻悻然一无所获了。

一位外国学者在谈到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诗作时,说:只有诗人兼战士、诗人兼战略家才能写出这些诗篇,因为只有备尝行军和作战的全部艰辛的战士,才能这样观察到和感受到所经历的一切,只有战略家才能具有这样广阔的视野,才能这样充分地概括艰苦作战的整个画面以及随之展望的远景。这是一个诗人兼思想家写下的诗篇。的确,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高度,不仅在当代旧体诗词中无与伦比,即便置诸唐宋名家诗林词苑,也鹤立鸡群,光彩夺目。可以说,它的史诗地位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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