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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湖南“方志”人
2016-02-05 08:55:00 湖南日报     [作者:陈薇]     [责任编辑:李 慧]      字体:【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编者按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功能。湖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省份,第一轮省、市、县三级志书编修2007年全面完成。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正在蓬勃开展,两轮修志的总进度、方志工作创新、方志学研究均居全国先进行列。特别是2014年编纂《湖南省志(综合本)》是湖南修志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也是继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湖南通志》出版后近130年再次编纂的一部全面、完整的湖南通志。

修志工作艰苦、辛苦、清苦,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编纂地方志需要一批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素质人才。湖南方志界,就有这样一批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求名利的方志人。

易介南:

一支直笔写青史

传承文明做栋梁

两年前,易介南调入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担任党组书记、副主任。之前,他担任过湖南一所艺术院校的院长、书记。

方志部门,常被形容是“清水衙门”。整天与书籍打交道,人情应酬也不多,他也乐得清静。闲暇时读读书,不亦乐乎。

其实,地方志的日常工作挺繁琐。上任之后,易介南主抓了几件事。

第一件,有序推进湖南省第二轮三级志书编修。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志(1978-2002)》已出版46部专志,市州志出版5部,县市区志出版82部,均已完成计划的2/3。

第二件,编撰《湖南省志(综合本)》。据了解,这是继清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出版后近130年而编撰的一本通志性综合性的精华本,汇集从古到今湖南省境内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精华。

第三件,每年组织编撰一本《湖南年鉴》,记录当年湖南的大事件。

还有,组织专家对《光绪湖南通志校注》点校本进行评审并出版,推进《乡镇简志》编修工作,办好刊物《湖南年鉴·文献与人物》等。

易介南说:“地方志常常被人忽视,实际上它又很重要,作为全面系统记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它的意义十分重大。毛主席就特别重视地方志,当年他到茶陵,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要看看茶陵的地方志。”

“一支直笔写青史,传承文明做栋梁。这就是我们方志人。”易介南颇感自豪。

(易介南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任国瑞:

板凳一坐十年冷

笑把清汤当酒尝

27岁时,任国瑞在汨罗市官运正红,却主动要求到汨罗市志办当主任兼主修。许多亲友反对,但他坚持自己的决定,并在别人躲避犹恐不及时,启动了首届《汨罗市志》的编修。

志书修完后,任国瑞调入岳阳师院,边教书边办刊。第六年他参加《求索》总编公开招聘考绩不斐,一个月内长沙三家单位发来函调,他毅然选择了清苦、辛苦、艰苦的省地方志编委会。朋友亲人问其故,他说三个字:“我喜欢。”

15年来,他的节日、周末和晚上12点之前,都在办公室工作和学习。节日时,家人劝他去公园呼吸花草馨香,他说:“我对书香与烟香更有感情。”同事们戏称他办公室的灯光为“长明灯”。去年4月他因急性胰腺炎两次住院,稍有好转便在病床上改方案和写日记。医生要求他治好病再工作,他笑着说:“心理健康有强大的身体修复能量,能工作了,说明心理上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不想做一个不能工作和学习的人,那样,即使没病,也是行尸走肉。”

别人写日记,或为记事,或为练笔,或为摘抄,他却说:“我写日记是为了自省,使自己少说错话,少做错事。”

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北京等外省的著名方志学家们却称任国瑞像一座山。就地方志而言,他有独著7部,主编志书1部,参加撰写总纂省志21部,点校旧志2部,发表方志学论文30余篇。历时8年,他编写15万字的《屈原年谱》,不仅得到著名楚辞学家、时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教授题写书名,任国瑞也成为全国知名的楚辞学专家。

“板凳一坐十年冷,笑把清汤当酒尝。这就是我们方志人。”任国瑞浅浅一笑。

(任国瑞系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所长)

黄俊军:

骨骼化作新文字

青春溶入志篇章

1991年,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工作的黄俊军,在长沙火车站下车后,找单位费了一番周折。大多数人不知道有这个单位,也不知道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

那时,办公楼是依山而建的小楼房,条件十分简陋。黄俊军回忆说,上世纪90年代是志书出版高峰期,评稿审稿工作量大,而首轮湖南志书大部分编辑加工和审稿就是在那栋老楼完成的。

黄俊军坦言:“中途也想过离开。萌生读博士的念头,其实是想去大学当老师。最终还是没走,一来是自己慢慢喜欢上了这份工作,同时,我也被前辈们恪守敬业、不计报酬和耐得住寂寞的‘志人’精神所感染。朱耀一是我最敬佩的老同志之一,他退休后曾长期帮我们评议、审阅市县志,总是逐字逐句修改志稿,从不问审稿报酬。”

与朱耀一、高尹生、胥亚等“老志人”的一次出差经历令黄俊军终生难忘。“1994年,我陪同他们在怀化评完县志后,又匆忙搭火车去新化评议《新化县志》,由于是区间慢车,车里人多卫生条件差,半夜2点多火车到了新化,人太多车门无法打开,我只能爬车窗先跳下车,年过半百的胥亚和两位老同志朱耀一、高尹生只能爬车窗,踩在我的身上才下了火车,条件如此艰苦,他们都没有半点怨言。”

“骨骼化作新文字,青春溶入志篇章。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黄俊军目光坚定。

(黄俊军系历史学博士、湖南省地方志学会秘书长)

郑久芳:

文章不写半句空

用心打磨万代香

自1986年调进耒阳市志办以来,郑久芳在此岗位上无怨无悔地工作,一干就是30年。

怀孕那年,她执意坚守岗位,腆着大肚子,在各单位收集资料,直到临产前一刻,才被送进医院。当时,不少人感叹:“这人真是要工作不要命了。”

忙碌的工作,让郑久芳无法兼顾家中事务。2010年初,80多岁的老父亲突发状况,生命垂危,从当地医院转到长沙抢救。此时正逢《耒阳市志》审改的关键时刻,郑久芳忙得抽不开身。当她赶到医院时,父亲已经脑萎,不认识她了。疼爱她的父亲,没有等到她主编的市志出版,没有看到她从北京带回的荣誉,就这样走了,这也成为她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作为女人,我对家人问心有愧,只要有机会,我会尽己所能去加以弥补。”郑久芳有些哽咽。

工作中的郑久芳,被称为“拼命三郎”。古人云:“人生难修两回志”,郑久芳称她算得上三生有幸,先后参加了两轮《耒阳市志》的编纂。志苑笔耕29载,她先后主编和编辑5000余万字的志鉴及地情资料等书刊,平均每年达200多万字。2010年,郑久芳被国家人社部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联合表彰为“全国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成为建国以来湖南省地方志系统唯一获此殊荣者。

“文章不写半句空,用心打磨万代香。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郑久芳掷地有声。

(郑久芳系耒阳市史志办主任、党组书记,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工作者)

黄真龙:

故纸化为互联网

实现方志大数据

黄真龙,一个标准的90后文艺青年,曾出版两本个人散文集。毕业后考入地方志部门工作,同龄人更多是不解和劝诫:“去这样一个名不见网络,闻所未闻的地方,没有前途。”

黄真龙只是报以沉默和微笑,在他看来,毕业后就直接踏入了自己喜欢的行业,何其幸哉!

他选择了地方志,地方志向他也敞开了叩问的门扉。等待这个年轻人的,是浩如烟海的典籍,纷繁复杂的资料,重担如山的责任,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

2015年初,《湖南乡镇简志·张家界卷》编纂工作拉开帷幕。夏季,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张家界地方志办一行人的头上,汗水汩汩。他们要去偏远的乡镇,把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与遗迹记录下来,去造访那些还能口述历史的当地老人,让尘封的历史跃然纸上,化为信息流淌在互联网的浩荡历史浪潮中。

李自成兵败屯兵处、刘明灯深山练兵场、玉皇洞石窟、大庸古国历史……这一切,让黄真龙深深痴迷。他说:“那些散落在民间的,亟待保护的遗迹、遗址、文化,地方志部门没有挖掘出来,世人又怎会知道有这么一块文化宝藏存在呢?”

2015年11月,张家界史志网上线运行,黄真龙是网站管理人员。

“故纸化为互联网,实现方志大数据。这就是我们方志人。”黄真龙一脸认真。

(黄真龙系张家界市史志办科员,湖南省作协会员)

湖南方志在湖湘文化底蕴中生机勃发

——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方志大百科》编委梅森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湖南日报记者:您作为方志界的专家,想请您客观评价湖南地方志在全国方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

梅森:近年我开始研究中国方志史。中国方志史的研究脱离不了各省区市的方志史。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所存1949年以前的传统省、市、府、州、县、乡镇志共8000余种,就湖南一省存旧志近700种,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看齐。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的新编地方志工作也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湖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的省份,具有开拓性、率先性的地位。湖南曾进行过一次修志,编写了《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据研究是全国出版的第一部省级新方志。1979年8月24日,湖南省革委会发出《关于恢复编纂〈湖南省志〉工作的通知》,决定成立省级修志机构,这是第一份以省级政府名义发出的修志文件。之后,全国其他省份才相继开展修志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您认为湖南地方志有哪些特点?

梅森:湖南方志无论在记述的山水风光、乡土文化、风俗民情,还是思想主旨、形式结构等方面,均有典型的湖湘文化特点。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湘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核心价值观。从屈原、贾谊到刘禹锡、柳宗元,从李白、杜甫到王闿运,从周敦颐到王夫之,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到毛泽东,重践履、讲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创新求变、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民风,略带非正统、游离于正宗之外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湖湘文化强烈的地方色彩和突出个性。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方志文化的精髓。湖南的方志文化就是在这种底蕴和氛围中生长繁育的。

这种特色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人文精神上,往往是关心祖国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重视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吸取已往的教训。湖南的本土地方志,或为本土人士所编纂,或为外来人士所修撰,蔚为大观,都是文人士大夫关注乡梓、关注现实的产物。湘阴的郭嵩焘、平江的李元度、湘潭的王闿运、黎锦熙、宁乡的黄本骥兄弟、宜章的邓典谟、新化的邹汉勋等等,都是历史上享有盛誉的方志大家。

湖南日报记者: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梅森:改革开放以来,方志事业迎来“盛世修志”的大好局面。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由制度化进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和地方志事业。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考察,强调“高度重视修史修志”、“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4月,李克强总理就第五次全国地方志的召开专门批示,提出“修志问道,以启未来”。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国家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

时至今日,地方志已形成了以修志编鉴为主业,理论研究、开发利用、信息化建设、方志馆建设、旧志整理为辅业的修志格局,前途一片光明。

湖南日报记者:地方志事业在发展中遭遇到哪些瓶颈?要如何解决?

梅森:毋庸讳言,今天的地方志事业也存在着发展的瓶颈。瓶颈主要是地方志的学术队伍不稳定,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缺乏方志编纂、研究的人才队伍。

打破“瓶颈”的核心,是进一步明确要修“什么样的志书”。如果一部志书记载的内容没有历史智慧,不能问道,那它编写的作用就不大。作为在方志战线工作30多年的老兵,我呼吁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全国各大高校和社会科学院,奉献你们的睿智和气魄,建立方志专业院系和研究机构,让地方志这一中华民族独有的传统文化能够深入、健康地绵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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