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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自行车上“挥”帅旗
2015-09-01 09:11:24 湖南日报     [作者:文热心]     [责任编辑:荆彩]      字体:【

抗战时期的黄克诚。

新四军在盐阜地区反“扫荡”时缴获的战利品。(本版均为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大将中,戴眼镜的有黄克诚、陈赓,可视力差到被彭德怀大将叫“瞎子”的程度,而且离开眼镜就无法行动,也只有黄克诚了。记得1982年那次见到将军时,他双目失明了,是戴着一副墨镜接见我们的。记者当时就想,视力这么差,如何指挥作战啊?

是的,将军的戎马生涯中,比起一般人来付出更多。

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部下缴获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就有了他的“自行车司令部”。

1、自行车:驮着司令和“司令部”

1981年,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到新疆检查工作,见到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扶之,幽默地问:“王扶之呀,还记得你用自行车驮黄老的事吗?那时你的自行车上可带着三师的司令部啊!”

王扶之说:“我当然记得,当时您是我的副师长啊,我跟着黄老和您学了好多东西。”

王扶之离开黄克诚身边后,虽然“官”越做越大,团长、师长、总参作战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可那张抗战时期拍摄的照片——山旁一块平地里,一位新四军战士(主人),一边扒拉着饭粒,一边看着停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这张照片总随着主人的迁徙而迁徙,挂在主人的客厅里。

这辆自行车是1939年在河北的红子店、温塘战斗中,部队缴获的。那时候自行车是个洋玩意儿,没人会骑,王扶之很好奇,就想试着学学看。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扶之不但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而且骑术日精,成为当时八路军中一大奇观。

当时,王扶之也没有想到,这辆自行车会与黄克诚、新四军的命运相连。

2、自行车,也编入新四军序列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黄克诚所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担任三师师长兼政委。三师下辖七、八、九旅。部队从华北挺进到江南。

王扶之也就成了新四军第三师八旅二十二团通信参谋。黄克诚有一段时间随二十二团行动,王扶之也就有幸在师长身边工作,后来则成了师司令部通信股长、作战参谋。于是,这辆自行车派上了大用场。

师长黄克诚眼睛高度近视,行军、作战十分困难。虽然配有战马,可眼睛不好马也不遂人愿。坐王扶之的自行车也就成了最好的“行动方案”,因为王扶之的车技除了单人在车上拿大顶、双手撒把骑和倒背着骑外,还能上山下坡、过桥越沟;车速能追汽车、马车,能定车于地不动数分钟;能带四人于车上行,能手不扶把,以股扭动驭车头,加之平日打篮球,身体素质好。于是,王扶之另一项任务就是做黄克诚的“自行车驾驶员”。部队无论向哪里开进,黄克诚师长总是以自行车代步,并经常坐在自行车上听取汇报,制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行动。

3、自行车,驮着师长突出重围

王扶之回忆道:黄师长坐在他的自行车上指挥了6次反“扫荡”。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43年早春那次。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日军集中一万兵力,辅以伪军八九千人,对苏北根据地盐阜区又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梳篦式大扫荡”。黄克诚等审时度势,采用了圈内打小仗,圈外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并且取得了兄弟部队在苏中和淮北的战略配合,在近20天的时间里,三师各部打出了很多漂亮仗。

面对敌人的进攻,“黄克诚率师部和特务营转移,在阜宁县境内的黄河堤附近与日军遭遇,战斗异常激烈。”当时,黄克诚的师指挥所设在距黄河堤不到200米的芦堡村内。特务营营长陈金保请求师指挥所立即转移。黄师长就是不肯走,他说:“师指一撤就会动摇军心,后果严重。”后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经大家苦苦劝说,黄克诚才勉强坐上王扶之的自行车,同师指挥所的其他人员一起撤出战斗。在转移途中,他命令八旅二十二团派一个营赶来增援,解除了特务营的困境,让队伍顺利地向阜东地区转移。

4、王扶之,向师长学了一招

黄克诚坐着王扶之的自行车,带领部队向阜东转移,来到射阳河边。河边有华成公司,总经理姓张,四川人,手里有一支武装,同日伪军、国民党军、新四军三方都有联系。如果“硬性”过河,说不定既会受到阻拦,也会从此双方结怨。黄克诚指示王扶之做争取张经理的工作,还叮嘱他:这次任务艰巨,所以要派你去。他让王记住:第一,向张讲明抗日爱国大义;第二,向他宣传新四军宗旨和纪律;第三,明确表明新四军会维护他的利益,希望他能同新四军合作。接着,黄克诚拿出一支崭新的20响驳壳枪,让王扶之作为见面礼送给张经理。

见到张经理后,王扶之自我介绍是受黄克诚师长委托来和他会谈的,向他转达了黄克诚的3点意见。张经理高兴地收下黄师长送的驳壳枪,明确表示共产党看得起他,可以从他的防区经过,而且他要派上岗哨,以防鬼子发现。

就这样,新四军第三师顺利过了射阳河,转移到了阜东地区。

5、黄克诚:坚决突围避免牺牲

在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抗日烈士名录中,就有“刘老庄连”。

“刘老庄连”的烈士们就牺牲在1943年的反“扫荡”作战中。王扶之见证了黄克诚既为这支部队骄傲,又心情很沉重的情形。

战后,“当地人民为这种伟大牺牲所感召,建立82人墓,焚香祷告者不断”。黄克诚在烈士墓上题词:“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军人模范,民族光荣。”在《1943年盐阜区反“扫荡”的总结》中,他写道:“刘老庄战斗打得最坚决与最壮烈,十九团四连在敌军千余围攻之下,从清晨到黄昏激战整日,指战员82人全部阵亡,阵亡之前将全部武器破坏,无一人投降。”这种“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的精神可歌可泣”。

接着,黄克诚指出此次反“扫荡”作战的一般教训,其中有两条是针对刘老庄战斗讲的:一条是“每一部队都需有自己的便衣队担任警戒和侦察,到达一地即派出向周围村落活动,求得及时了解敌人行动而能主动应付,避免遭受敌人袭击”。另一条是,“部队在反‘扫荡’时发现敌人大兵力包围即须迅速突围。不能集中突围,即分散逃走到指定地点集合,以避免全部牺牲。无论怎样困难是可以跑脱的。此次十九团四连的全部阵亡是未坚决突围的缘故。”

6、日军战报:一个历史的笑柄

王扶之也见证了黄克诚乐呵时刻,那是反“扫荡”结束后。

本来,日军的这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可日军大本营偏偏在广播上宣布“辉煌”战果,说是歼灭新四军35000人,缴获大炮50余门,机枪步枪多少多少。黄克诚听到广播后,不由得想笑。为何?盐阜区部队加上伙夫、马夫,全部也没有35000人,大炮更没有一门,迫击炮确有几门,因为炮弹缺乏,早已“睡大觉”了。

那么日军收获了什么呢?“真正收获是在阜宁、东坎、甸湖、顺河集等处立下了约20多个据点,杀了几百个老百姓,烧了成千间房子,抢了很多耕牛、猪、鸡,强奸成千的妇女。此外,还有什么呢?再有就是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仇恨。”

而新四军呢?拔除了敌伪新旧据点(陈集、八滩、北蔡桥、东沟、高作、钦工等)10余个,杀伤和俘虏敌伪军总共约1500余人,缴获步马枪、机枪、手枪约700余支,及其他军用品。基本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地区,使敌歼灭我主力控制粮食库计划成为泡影……“扫荡”的结果,盐阜区严重的“三角斗争”变成“二角斗争”,因为国民党部队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放弃阵地逃走了,变成了新四军与日伪的较劲。

黄克诚就这样坐在“自行车司令部”上,一坐就是三年。在这几年里,黄克诚和战友们创建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800多万人口的苏北解放区,他所率领的新四军三师也由刚组建时的2万发展到7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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