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在住房问题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井冈山上，他经常风餐露宿。中央革命根据地内的祠堂、庙宇、草棚、草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窑洞，沂蒙山区的庄稼院，他都住过。

1947年7月，罗荣桓从莫斯科治病回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重病未愈，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休养环境，便安排他家四口人住在哈尔滨市区原沙俄占领时期一个别墅里。这使艰苦朴素惯了的罗荣桓很不自在，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将这所别墅挪作公用，自己另找一处房子。一次，他看到谭政住着一幢二层小楼，于是就对谭政说：“跟你们搭个邻居怎么样?你家住楼上，我们住楼下。欢迎吗?”谭政当时还以为罗荣桓是在开玩笑，可没过两天，罗荣桓真成了他的邻居。

1949年9月至1954年秋天，罗荣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18号，这所房子原为一个不大的官僚所有。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此人匆匆南逃，留下了房子连同房里的全部陈设。这里要住上罗荣桓一家，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显得太小了，但罗荣桓欣然接受。他搬进后，对室内那几个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摆设提出了意见，让秘书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它们统统搬走，免得孩子给打坏了。

1952年底，中央军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来看望罗荣桓，看到院子里加盖了车库和秘书办公室，想散步都没有地方。罗荣桓夫妇又生了两个千金，老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外孙一家也来到北京，加上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房子和院子就显得更拥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54年秋天，有关部门安排罗荣桓举家搬迁东交民巷新8号，邻居有贺龙、陈毅、张鼎丞。罗荣桓在这里一住就是10来年，直至逝世。

罗荣桓曾对妻子林月琴说：“住的房子大小，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群众，不能官越做越大，楼越住越高，而离老百姓却越来越远，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做老实人，办扎实事。”

1956年，罗荣桓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加车辆。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的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卫部门提出，首长外出时需派警卫车，家里警卫工作也应加强，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卫人员。他仍不同意。经过反复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

罗荣桓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为了照顾秘书的学习和休息，罗荣桓还常常亲自签收文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专场电影，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身边工作人员，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没有放过电影。

(通讯员 朱习文 满一斐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