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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将军钟伟的家风
钟伟将军像
钟伟将军的故居。
钟伟将军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钟伟将军的后人守护着他的遗产——一口军用物资箱。
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世民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世民 李丽君
平江人说起开国将军钟伟,多称“猛子”;不少作家则谓之“铁血将军”、“中国的巴顿”。
清明时节,记者造访平江县三阳乡平源村钟伟将军的故居及后人,看到了将军的另一面:柔情似水,大公无私,洁白无瑕。
1 将军媳妇卖菜贴补家用
三面华厦包围中,将军故居仅剩一个门楼、一间堆满杂物的泥砖房。屋顶早已梁断瓦裂,瓦片落满门楼的过道。
听说记者来了,不少乡亲围了过来。他们与将军大多沾亲带故。
他们说,老房子有几百年了,原来有10多间,一直没维修,3年前倒塌了。
将军的长媳、84岁的李琼英老人,指着堆杂物的泥砖房说:“爸爸(即公公)是在这里出生的。”
说起将军,李琼英很动情:“爸爸待我们一直都很好。我和他儿子赉良结婚不久,就被爸爸接到汉口。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又跟着爸爸去了南京,后来又到了北京。爸爸见我是农村去的,总担心我在大城市迷路、走丢。”
李琼英介绍:“有一次我问爸爸:上战场打仗怕不怕?爸爸说怕也要打。爸爸说,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脑袋顶被弹片削去了一块皮,左手掌心被子弹打穿了。”
李琼英对记者说:“爸爸去当红军时,赉良出生才8个月。解放后,爸爸说我婆婆周绵玉吃了很多亏,所以爸爸每月都给爷爷奶奶和我婆婆寄生活费。我婆婆死后,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让我和赉良带他到婆婆坟前拜祭。在坟前,爸爸把帽子一摘,眼泪就像滚豆子一样。”
李琼英说:“战争年代,爸爸在部队上再婚,夫人叫刘挽澜,我叫她婶婶。我当初在南京怀了二女儿水霞,好几次上医院检查、后来生产,都是她带我去的。跟他们一起生活几年,婶婶对我们一直都很好!老人家现在住在北京,去年做了100岁的寿宴。”
记者问她:“您想去看婶婶不?”
李琼英坦言:“想去,就是没钱,没人带我去。现在崽女负担都重,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我每年就是政府给农村老人补助的650元钱,再没其他收入,也从没找过县里、乡里和村里。”
她告诉记者,身体好的时候,她种点菜卖,去年种菜卖了100多元,今年身体明显不行了,在3个儿子家轮流吃饭。
2“我看你就是种田的汉子”
见到记者,李琼英的二儿子钟新生第一句话就是:“我爷爷虽然是个将军,但我们一家谁也没沾过他的光。”
将军长子钟赉良一直生活在平江农村,2011年去世。
李琼英告诉记者:“1949年7月,爸爸打到了长沙,派人来接赉良。赉良想要爸爸给自己谋个事,爸爸说‘不能搞特殊。我看你呀,就是个种田的汉子’。后来县生资公司招人,赉良偷偷报了名,招进了生资公司。爸爸落难后,赉良受牵连回乡,戴高帽,挨批斗。爸爸平反后,赉良本来可以跟着平反。但爸爸要赉良‘别找政府麻烦,呆在家老老实实种田算了’。赉良很听话,真的待在家当农民,后来当大队(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干到1997年底。”
任支部书记时,钟赉良作为村里第一个男性结扎对象做了手术。李琼英回忆,当时手术不过关,赉良结扎后,犯下腰痛毛病,但他从没找过政府麻烦。
钟伟在平江有2个孙女(直霞、水霞)、3个孙子(社生、新生、勉生)。李琼英介绍:“5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爸爸亲自取的。”
3个孙子中,新生跟爷爷相处时间最长。1982年2月,19岁的钟新生到北京找爷爷,请他帮忙安排工作或去当兵。
“在爷爷家,我见过徐向前、聂荣臻元帅,见过杨尚昆、杨成武、杨勇、张震。杨勇让我去当兵,地方随我挑。爷爷却说:‘要工作,靠本事,不能靠关系。我看你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和你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做坏事。’我在爷爷家呆了一年多就回平江老家种地,后来学做木匠。”
战功显赫的老将军,为何不“关照”自己的子孙呢?
新生直言:“爷爷就是正直,什么事都讲政策、讲原则。”
说起爷爷“不帮忙”,社生讲了一件事:“1978年我参了军,在黑龙江当铁道兵,干了3年半,领导喜欢我,想把我留在部队。我激动地写信告诉了爷爷。不料,爷爷竟给我们部队领导写了一封信,说‘锄头扽得稳,作田是根本。你们不要搞特殊,让他回家自己努力’,团里只好安排我复员了。后来我们部队集体转业,就我回农村种地。”
3 与爷爷未能同甘,只有共苦
作为将军长孙女,钟直霞相对过得更苦一些。
她与父母、爷爷未能同甘,只有共苦。因家里困难,加上父亲做了结扎手术干不了重活,直霞读完初一就辍学了,帮家里挣工分、做家务。
1976年9月,直霞去北京看望落难的爷爷,陪了3个月。“我经常跟着爷爷东躲西藏,到黄克诚家住过,到北京红星人民公社书记张颇云家住过(张颇云是跟我爷爷出去的)。爷爷带我换过很多地方。年底我才回平江。”
临别时,将军交待长孙女:“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政治清白的男人。”
次年,直霞和一位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结了婚,家里一穷二白;生了两女一男,至今一直生活在农村。
“1984年1月,爷爷患病,我到北京301医院去照顾他。在医院,爷爷经常给我聊家常,聊他打仗的经历。爷爷说,他身上有53处伤疤,手上、脚上都被子弹打穿过。他还把衣服掀起来给我看。我在北京呆了两个月,直到我弟弟勉生来接替我才回平江。”直霞说。
勉生1964年11月出生,也一直生活在农村,有两个女儿(一个已出嫁,一个在长沙学院读书)。2003年始,夫妻俩靠在平江县浯口镇上贩卖水果维持生活。
勉生回忆,1984年2月底,他接替姐姐直霞到301医院照顾爷爷。“那时我刚高中毕业,人也长得高大。当时来看爷爷的领导很多,爷爷都会向他们介绍:‘这是我农村最小的孙子。’好多领导都想帮我找工作;但爷爷从不松口。跟爷爷生活了3个多月,我还是回家种我的地。”
4 考不上大学,就回家种田
将军在平江的孙辈中,唯有孙女钟水霞参加了工作(现已退休)。
水霞工作,是不是因为有爷爷照顾?
水霞告诉记者:“1956年7月我在南京部队里出生,5岁后随爷爷到安徽上幼儿园,6岁回老家。在家里边读书边做农活,好不容易念完了高中。1976年,村里知青教师回城了,学校缺老师,就叫我去当了民办教师。”
1978年夏天,水霞再去安徽找爷爷,想请他帮忙找份好工作。爷爷鼓励她考大学,还请了一个叫萌萌的大学生辅导她。
水霞说:“我虽然读了高中,但那时主要是帮助家里做农活,文化基础差,学起来跟不上。当时部队一位团长来看爷爷,看我个头比较高,人也算标致,要我去当兵,但爷爷不同意。爷爷说:‘不要走后门,那是可耻的。回去自己考大学,考不上就回家种田。’他还说‘你不想种田,他不想种田,大家吃什么?’”
水霞在爷爷家生活了3个月,爷爷从没提过帮她找工作的事。
一看没指望了,她就提出要回老家。“爷爷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说:‘真心难留去心人。’说到这里,爷爷流泪了,忙掏出手帕擦。”
回家后,水霞继续当民办教师,后来考上师范学校,当了公办教师。她写信告诉爷爷,爷爷回信祝贺:“好孩子,你打了大胜仗,爷爷要给你庆功!”
5 “你真了不起!你真廉洁!”
从将军后人的叙述中,记者发现,将军内心始终恪守着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占便宜,不捞好处,不给政府和他人添麻烦。
李琼英回忆道:“爸爸在位时,身边有警卫、司机和勤务员;但爸爸很少用车,我从没坐过他的车。他两次回老家,都没喊人陪同。”
钟新生还记得:1982年,他跟患病的爷爷在北戴河住了一段时间。从北戴河回北京,上面给爷爷订了机票,爷爷说不搞铺张浪费,他坚持坐车回北京。
令钟新生刻骨铭心的是,有一年,平江县委组织部王副部长给钟伟来信说,县里给他家一个“国家粮”指标,问他把指标给谁。将军不假思索回复道:给保姆。
钟勉生回忆,1984年2月,钟伟在301医院住院。张震来探望钟伟,看到钟伟没有轮椅,就问他为何不找医院要。当时301医院的领导是钟伟的部下。钟伟说:“不想给医院添麻烦。”
“我记得黄克诚来看我爷爷的时候,黄克诚问我爷爷,在农村老家还有些什么亲人?我爷爷说‘我儿子,3个孙子、2个孙女都在农村生活’。黄克诚对我爷爷伸出大拇指:‘老钟,你真了不起!你真廉洁!’”
将军之风传之子孙。钟勉生淡淡地说:“有一次,我从县城进了水果回浯口。在班车上有人在讲电视剧《亮剑》,说《亮剑》中主角的原型,就是平江的钟伟将军。我听过之后只是笑笑。我从不说自己是钟伟将军的孙子。”
6 将军的遗产和遗嘱
将军辞世,给儿孙留点什么遗产?
“有。”李琼英抢白道。她搬出一口大木箱子,箱子约有60厘米长、50厘米宽、30厘米高,外表涂成草绿色。
打开生锈的铁扣,箱盖反背贴有一张半是中文、半是日文的《纳置表》,这是将军用过的一口军用物资箱,估计是缴获了日军的战利品。
李琼英称:“爸爸生前说,他没有什么遗产分给我们。就给了我这口箱子,还给了我一条绒裤、一件背心。这就是爸爸留给我们的遗产。”
新生指着墙上那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书法介绍,这是在北京期间爷爷送给他的。他说爷爷经常喜欢题诗写字,现在他手上还有将军写在本子上的很多诗词。
说着说着,新生突然翻出一张爷爷的遗嘱,是份复印件。据说将军每个子孙都收藏了一份—— “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给我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钟伟将军一生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照顾过自己的子孙和亲戚。尽管子孙心中也有委屈,但他们从没给政府添过麻烦,都是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没给将军脸上抹过黑。
历史自会记住这位“中国的巴顿”——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的伟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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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小传
钟伟,原名钟步云,平江县三阳乡人,1911年10月出生。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8月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三军团三师特务连政委、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十二团政委,红十军团七十八师、七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斗、入闽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队政治处主任、鄂豫挺进团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十旅二十八团团长、淮海军分区第四支队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十旅副旅长、旅长,第二纵队五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九军军长,参加“三下江南”作战,东北野战军发动的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战役和宜(昌)沙(市)、衡宝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十九军军长、中南军区抗美援朝司令部司令员、军委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部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因据实反驳林彪等人对彭德怀的诬陷,被转业下放,任安徽省农业厅副厅长。1984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3岁。(岳阳市委党史办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