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月桂

　　吴晓波廖厂长见面会后，寻找“廖厂长”的故事在高潮中接近尾声。

　　然而，关于理想与情怀，一些疑问仍盘旋在记者心中：廖厂长的理想是什么，怎么形成的，他为什么想翻译马克斯·韦伯?25年过去，廖厂长怎样安放自己的理想?

　　他的理想还好吗?

　　10月28日，记者再次专访“廖厂长”廖群洪。

　　“读书人”的使命：为中华之崛起

　　廖厂长出生在涟源。湘人崇文，小时候廖厂长的理想就是做个“读书人”。

　　廖厂长外公家中藏书颇丰，以儒家传统文化书籍为主。在外公的藏书里，幼年的廖厂长牢牢记住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箴言。

　　父亲是个农村党员干部，常常戴斗笠、穿草鞋走家串户。有时候在别人家里吃了一顿饭，村民不要钱，父亲就将一毛二分钱、三两粮票给人家。后来，父亲离开了原来工作的地方，当地的农民还常常跑到他家里来，送一袋红薯或者萝卜，别无所求，只为表达亲情。在父亲的言传身教里，廖厂长学到的是责任。

　　上世纪80年代初，廖厂长正在上大学。廖厂长觉得那是一个把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有历史使命的，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为民族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断探索。”

　　读书影响他，用实业改变中国

　　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思潮在中国澎湃。不断受到洗礼的廖厂长，思想渐渐成形。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畅谈中国的现状，思考自己的使命。

　　在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图书馆2楼，廖厂长读了很多书，其中对他影响大的一本为《肯尼迪评传》。

　　书里写道，只有动用最多的社会资源，才能作出最大的贡献。要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无非是两个途径，一是成为资本家，二是谋求社会公职，你的位置越高，你能贡献的就越多。

　　“这本书让我有了用实业创造更大价值、更好回报社会的想法。”用实业改变中国，理想的种子从此时开始播下。

　　1982年大学毕业后，廖厂长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军工厂。在这里他接触到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过去听得最多的是‘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在韦伯看来，资本勤勉刻苦获取利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韦伯认为，赚钱的美德是出于职业责任的，而不是物质享受的。”廖厂长再次受到震撼。翻译《马克斯·韦伯全集》，为刚刚兴起的改革提供更多思想动力，这也成为廖厂长的一个梦想。

　　创造财富，是为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1988年，廖厂长开始在娄底创业，主业是组装水泥包装袋的设备，他很快成为当地的“万元户”。

　　当他看到吴晓波等想去南方考察的消息后，通过一位在复旦大学上研究生的同学核实了消息，便给他们汇去了7000元钱。

　　1989年春天，当吴晓波在娄底见到廖厂长时，看到的是“一家只有二十来个工人的私营小厂”。

　　事实上，廖厂长的工厂规模比吴晓波看到的要大，因为他最早在娄底开始了“服务外包”，那年厂里收到了不少订单， 工厂忙不赢就把部分生产组装业务分给了四五个企业。

　　“7000元不至于对工厂造成很大的困扰，但对我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当时我的月工资只有200元，”廖厂长说：“不过，这个钱是用在了正事上，不是玩掉了挥霍掉了。赚钱是为了什么，创造财富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他也不认为那是一种捐助，他觉得就是与四个大学生一起去做了一件早就想做的事。

　　人生洪流中，对理想的艰难坚持

　　一如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创业者一样，廖厂长尝遍了改革的艰难，实业报国的道路走得并不顺利。

　　廖厂长的生意在1989年的秋天开始崩盘，那些春天的订单最终都未能变现，工厂因此欠下30万元的债务。廖厂长卖掉厂房抵债，还掉了债务，为工人发放遣散费。隔年，用从丈母娘那里借来的2000元租了门面，卖起了液化气，没过多久又去江苏开发推广鱼药，到广州做进出口贸易。1997年回长沙做计算机网络工程，也是惨淡收场。

　　廖厂长后在雨花区机电市场摆摊卖电机，电机内芯坚持用铜为原材料，可是隔壁的店子却用铝，铝成本低，每台价格要便宜300元，利润空间更大。采购的人不仅拿到便宜的机芯，还可以收取提成，铝芯容易坏，坏了维修或重买，又可以赚一笔，买卖双方配合默契，很快就把廖厂长的店子挤垮了。

　　“创办计算机网络公司，数百万的投资，产品本身却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各种公关……这些我都不想再说了，不想再把结了茧的伤口扒开。”廖厂长有些激动。

　　他总结创业屡次失败的原因，一是企业生存环境不好，另一个是赋予了企业太多理想色彩。在他的观念里，办企业赚钱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作贡献，有担当，他总是想要把企业办成学校、培训机构甚至慈善机构，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帮助更多的人，而这也成为初创企业难以承受的重负。

　　逐利世界里，那些“有意义”的事

　　在坎坷的经历里，在逐利的市场中，理想何处安身?25年里，廖厂长总希望能找到所做事情的社会价值。

　　2007年，廖厂长受邀开发红星日用品城，这是他第一次给人“打工”。妻子很不解：“梁稳根请你都不去，这么个烂摊子你竟然会接。”

　　廖厂长介入之前，红星日用品城有2000多个商户，产权分散，开发商与业主常常大打出手。 “要盘活这个商圈难度相当大，但是很有意义，我想帮帮那些商户。”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奔走在2000多个商户之间协调联络，引进了红星美凯龙，盘活了红星商圈。过度的劳累，让他的心脏做了三次搭桥手术。但他一直以此事为傲，他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廖厂长认为跟理想最相关的事，是正在筹划的茶油生产企业，他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粮油安全，也关系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问题，以及解决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这真是很有意义的事，我还希望借助晓波的力量，将这件事做大，让他也做一回我的‘廖厂长’。”

　　当然还有正在筹划的吴晓波廖厂长青年创业基金，廖厂长希望这是一个可以长期做下去不断发展的基金，在基金会支持下创业成功的企业，继续支持新的创业者，把这种公益情怀一直传递下去、延伸下去。

　　廖厂长，依旧是那个有着理想光亮的青年

　　今年9月，廖厂长在微信朋友圈上看到吴晓波的《只有廖厂长例外》，“还没有看完就已经不能自己，似乎瞬间回到了上世纪那个理想燃烧的年代”。

　　隔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像与年轻的自己握手，所有的青春记忆、理想情怀，又都鲜活如初。那些黄金般灿烂的岁月，又回来了。

　　“理想一直在我心里，在骨子里，做透析都透不出去。”廖厂长说。

　　25年后，经历那么多挫折和失落，廖厂长没有变成一个我们所见惯的疲惫麻木的中年人，而依旧是那个有着理想光亮的青年。

　　罗曼·罗兰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廖厂长，平凡生活中，心中依然满怀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