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走向“治理”

　　——代表委员热议社会治理创新

　　本报记者 刘文韬 张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创新。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这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展开了热议。

　　【报告看点】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注重运用法治方式，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健全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改革信访工作制度，及时就近化解社会矛盾。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加大法律援助。

　　【两会热议】

　　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内涵却发生深刻变化。

　　代表委员认为，这标志着社会治理模式的全面变革，即治理主体从依靠政府为主走向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手段从依靠行政手段为主走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治理内容从以“管”为主走向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结合，治理目标从治标为主走向源头治理、标本兼治。

　　近日，长沙市雨花区综治办联合一家律师事务所，在全区开展“百名律师进百个社区开展义务法律服务”活动。这一活动已持续开展了2年多，是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全新尝试，由雨花区政府主导和推动，律师事务所派出百余名律师进驻全区126个社区，每月开展一次法律咨询活动，为社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普法宣传、代书法律文书、提供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有效方便了群众解决涉法问题。

　　“一直以来，政府习惯用行政手段来管事。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可经常是应接不暇。”全国政协委员郭晋云说，政府力量有限，如果大包大揽，所有的矛盾都聚焦到政府，所有的事务都汇集于政府，效果并不好，群众也不会满意。而发动社会力量来共同治理，会收获更好的效果。

　　代表委员认为，政府是最主要的社会治理主体。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政府就要切实转变职能，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将管理放在服务之中去做，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要注意厘清政府和社会的边界。政府应主要承担改善社会民生、强化公共服务、培育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等职能，大力减少微观管理。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都交给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表示，要积极推进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形成公开、透明的社会治理机制，让社会治理在阳光下运行。一方面，健全政府社会治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另一方面，对于政府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的相关法律、政策的出台以及涉及社会治理的重大项目的规划、资金安排等，都应实行听证制度，以鼓励和支持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社会治理。

　　运用法治思维 化解社会矛盾

　　去年，长沙一家医院发生一起医患纠纷，当地司法所在该医院设立的驻院人民调解室的工作人员及时调处，使纠纷得以成功化解。目前，我省通过在医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在县市设立集中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心等措施，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化解医患纠纷的新路子。

　　在全国人大代表傅莉娟看来，相比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门联动，需要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在法律框架内进行。

　　“比方说社区矫正，它作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内容包括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教育和帮扶。但同样是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现行监狱法对在押犯管理、教育、改造以及执法民警的职责都有详细规定，但在社区矫正方面，配套的法律没有跟上。随着该制度的推广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社区矫正对象将越来越多，亟须完善立法。”傅莉娟指出，健全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法治保障，要对现行有关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整合，使其更具可操作性、更符合现代社会治理的特性，确保社会治理成果的合法稳定有效。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全民守法。”郭晋云认为，要认真组织实施“六五”普法规划，针对领导干部、农民、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不同要求、不同内涵的法治理念教育，使之树立作为制度支撑的自由、平等、公正和法治的社会主义法治价值观，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这其中，各级领导干部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理社会，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确保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关键在于夯实基层基础

　　“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夯实基层基础，在创新社会治理中不断加强基层建设。”有着多年社区工作经验的全国人大代表潘润兰说，现在，一个社区里，有本地人、外地人，甚至还有外国人，原先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组织架构已经不能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这就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方式由“粗放机械”向“精细灵活”转变，及时服务群众，化解纠纷，并团结和发动居民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群防群治、调解民间纠纷等活动。同时，政府应该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社区，壮大社区力量、强化社区服务功能。

　　2010年底，省政府与民间防艾组织签署委托协议，购买民间服务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开创了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先河。到目前，我省通过省级项目招标培养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社会组织40个，民间组织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服务次数已达百万人次。

　　“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加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对于激发社会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傅莉娟表示，必须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在继续推动扶贫济困、志愿服务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不断开放更多的领域，尤其是推动养老、就业等领域的社会组织发展，逐步让社会组织覆盖到各个领域，并积极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反映诉求、规范行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比如养老，当政府的养老机构无法覆盖时，便可以发挥社区里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为孤寡老人送饭、组织老人活动等。

　　代表委员认为，要创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机制，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同时，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将政府的公共管理事项、服务事项、协调事项、技术事项等事务性管理服务，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委托经营、购买服务、补贴服务等方式来实施，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进一步增强服务社会的能力。

　　【延伸阅读】

　　近年来,我省在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成绩斐然、亮点频闪。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先后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纲要》等。同时，法治湖南建设、矛盾纠纷调处、特殊人群服务管理、长沙市社会管理创新项目化推进、攸县城乡同治、洞口群众工作站等赢得各界好评。目前，数以千计的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在省、市、县三级开展，全省1144个乡镇(街道)、1.7万多个社区(村)推行网格化管理。

　　(本报北京3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