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提示:华声在线 > 湖南日报网 > 每周评论 > 正文
[每周评论]外院招生"重男轻女"有悖高考公平
2012-07-10 00:39:09 湖南日报     [作者:]     [责任编辑:黄晓辉]      字体:【

  警惕公器成“私物”

  沈德良

  7月5日凌晨,深圳两名司机因闪灯催车起争执,其中奥迪车上的女司机,当即打电话招来一辆警车,下来4名便服男子围殴湖南籍捷达司机皮某近20分钟。皮某赴附近派出所报案,竟然发现打人者开的车就停在该派出所内。目前,警方表示,打人者是巡防队员,将对其私用警车进行处理,而开奥迪车的女司机为“普通群众”,不方便透露具体身份。

  众所周知,派出所属于国家的公器,不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的镖局;同样,受雇于派出所的巡防员,亦不是替人看家护院的“私丁”。也从这一点讲,不论打人者系何种身份,都无法摆脱公权私用的嫌疑;退一步说,即便这几个召之即来、来之能打的打人者是按日领薪的“临时工”,派出所同样当负连带之责。由此断言,当地警方对于此事依旧在沿袭藏着捂着的传统方式,于问题的解决无任何益处——换个地方,换种方式,体现着国家公权的执法人员,依旧有可能蜕变成权势者的“家丁”。

  要厘清这桩貌似街头治安纠纷背后权力传递的“线路图”,就必须弄清楚奥迪车女司机的特殊背景,它是弄清楚公器蜕变成私物的关键环节。按照警方的说法,此女司机仅仅是“普通群众”。但不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哪一位普通群众能有如此能耐,仅凭一个电话,便可让一群驾着警牌车辆的“临时工”心甘情愿地在街头拳头相向?同样,如果涉嫌公共纠纷,哪位群众的身份能让公安机关左右为难、闪烁其词?更何况,捷达车司机的身份早就公布,而这位作为“普通群众”的奥迪女司机,莫非还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前后因果?因此,要“晒”出奥迪女司机的身份,就须先弄清楚站在她背后的权力。没了权力撑腰,这位女司机会如此张狂?

  从“我爸是李刚”的张扬跋扈,到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儿子率众夜闯民宅、刺人重伤还扬言“我爸是国法”的不可一世,诸如此类的、让人多少有些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说明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着一种靠权力摆平一切的心理,存在着一种“靠山吃山”的“权力文化”。

  变公权为私产,是“家天下”皇权意识的变种。与贪赃枉法之类相比,这种窃公权为私权,变公器为私物的行径,是与共产党的宗旨、理念背道而驰。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无异于在掏空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吞噬者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努力,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外语院系应吸引男生而非排斥女生

  程思明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布的录取结果,今年人大在提前批小语种录取北京考生时,首次区别男女划分数线,文科男生分数线601分,女生分数线614分。

  如果说国防生“男女有别”尚能被理解和接受,外语院系实行“男女差异化”招生,且之前无足够的信息透明与公示,使得其刚一“出来”,便招致非议。

  以分数线来调节外语院系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就曾经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改变小语种专业“男少女多”的现状。然而,这样一个美其名曰“合理调配”的制度干预,不但建立在损害女生受教育权利的基础之上,到现在也并没能改变外语院系“女多男少”的现实问题。

  更令人担心的是,将男生降分录取作为调节专业报考的杠杆,一旦被过度利用,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降分政策仅局限于不被男生热衷的外语院系,对当前理工科招生“男多女少”的现实,却没有采取针对女生的降分政策,实有“重男轻女”嫌疑;高校招生理应遵循从高到低、志愿录取的原则,降低分数吸引男生报考,也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

  男女兴趣、爱好、特长不同,在一些专业上比例失调,也属正常,本不应干涉。如果比例失调到严重的地步,干预也应循自然之道。如外语等院系,尤其是小语种,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翻译与教师等工作,对男生吸引力不大,如果在专业设置上加入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等,就有可能吸引男生。一言概之,外语院系的招生,应吸引男生而非排斥女生。

  外语院系“男女有别”录取的现状,折射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有高中文理分科利弊的教育思索,更有就业现实、学科歧视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纠偏之时,“差异原则”的使用,需要先经过科学论证,而且公平公正任何时候都不能戕害。那种粗线条的治理方式,不顾实际的一刀切政策,往往可能被畸化为顾此失彼的典型案例。

  不能打“放风加辟谣”的太极拳

  金真

  7月5日,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主任赵鹏林透露,在未来的11号线上将增加特色服务,如特设行李架的车厢和买双倍票可有座位坐的VIP车厢等,引起争论不断。就在争论激烈之际,深圳市又对VIP车厢的概念进行了辟谣,该市轨道建设办三部部长周丽又说,并没有所谓的“VIP车厢”计划,而是构想在机场快线上设立“大件行李专用车厢”。

  这一辟谣也就意味着,公众忙活了两天,发表了这么多的议论,原来都是基于无中生有的自娱自乐。可是,之前提出的这些方案或政策,可不是公众杜撰出来的,都是出自明确当事人的一言一句。难道这些当事人都是在自说自话,白日做梦?

  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不少方案或政策出台,往往有一个怪异的规律——先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比如研讨会、高峰论坛、记者访谈等进行“放风”,然后再看媒体和公众的反应,如果没有太多抵触便立即发布,可若是反对声强烈,则果断予以“辟谣”,将责任推卸为记者的误读、公众的猜想,自己则全身而退,甚至还表现出无辜之态。

  有关部门制定方案或政策时,应当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呼声,集公众智慧来不断地提升政策的功效。但这种“放风”模式是在听取民意吗?从表象上来看,“放风”之后引起了公众的争议和探讨,似乎是在倾听民意。可一旦民意反对后就立马不承认,显然是在玩弄公众的感情。

  既然有“放风”的勇气,就应当有正面承受反对声音的担当。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任何方案和政策,既然主管部门想制订定和发布,那么就说明至少该部门觉得是有必要且有道理的,那么大可以摆在台面上讨论,向公众说明理由和想法。公众都是讲道理的,如果真是以人为本,那么就不会不支持、不信任。反过来,如果只是让少数人获益而要牺牲大多数人,那么放多少次风,就得辟多少次谣。

  “放风加辟谣”的太极拳,还是不打为妙。

  记住了,不等于忘不了

  邓为

  为在重庆推介利川旅游资源,湖北利川市旅游局在重庆做了广告词为“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的广告,随后引起了极大争议。7月6日,利川市旅游局局长表示,不论如何,利川被大家记住了。

  在娱乐的江湖,搏出位似乎是出名的最好方式,注意力就是经济,有眼球效应便是成功。正如利川市旅游局局长所言,不管如何,“凉城”利川被人记住了,尽管出名的方式是如此另类与出格。

  如同喧嚣一时的“一座叫春的城市”宣传语一样,“我靠重庆”依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语双关——我说的明明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想成是那个意思,或者要的就是你想歪的那个意思。

  大家都想“歪”了,但真要打起嘴战来,恐怕还敌不过利川市的义正词严:“我靠重庆”,是说依靠重庆,不许用“我靠重庆”来表述这个意思,那不许说的话恐怕就多了:靠亲戚、靠同学、靠朋友……所以,重庆市工商局要求相关广告公司迅速撤换该广告,利川方回应称,该广告没有恶意,是经过了一系列正规程序审批的,如果强行撤换,将起诉重庆媒体伯乐公交广告有限公司。

  对于演员而言,闹绯闻是搏出位的常见选择,“叫春”与“我靠”俨然就是某些城市宣传制造的绯闻。但演员的演技才是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出了名的利川,是否真有让人趋之若鹜的旅游资源,还得有硬功夫。暂时被记住了,不等于以后忘不了。如果只是弄些噱头大于实质的口号,对城市发展而言,其实就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而摒弃好大喜功,好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化传统,一个质朴口号也可以叫响千年,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被记住了的利川,准备好了吗?

  一句话评论

  四川眉山考生高考志愿遭篡改案近日告破,犯罪嫌疑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老师李某、万胜高中教导处副主任徐某等已经被公安机关刑拘。据悉,每“成功推荐”一名学生,他们可获三河职业学院奖励1200元。

  ——买生源、卖假大学生,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河南 赵李全)

  安徽三义镇政府工作人员吃喝欠债17年未还近日被曝光,债主刘梦夫向法院起诉。随后双方“达成和解”:三义镇政府首次偿还14059元,余款按每年3万元分期还清,预计到2019年刘梦夫能拿回全部欠款。

  ——“白条”赊吃,不能由财政埋单。(湖南 邵宇平)

  7月7日,温州街头,两个三四十岁的女人手提黑色袋子,开着红色小轿车,沿大街小巷寻找伏茶点送钱,不愿拍照、不愿透露姓名。两人仅在东门红日亭的伏茶点就捐款6万元。

  ——免费伏茶既是爱心符号,也是文化传承。(浙江 刘名串)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太阳宫公园设有应急避难所,却被违规改建为卡酷水上乐园。记者来到太阳宫街道办事处询问此事,从宣传科、文教科再到规划科,各科室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集体不知情,一起推责任。(北京 吴语中)

  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洛阳市的一名初中生却被老师发起的一场“民主投票”强迫退学了,参加投票的是这名学生所在班级的全体同学,学校也对此投票结果表示认同。

  ——让学生赶走学生,教育之耻。(上海 李沪武)

  浙江省长兴县一位环卫工人,去当地一家农业银行讨水喝,被驱逐门外。7月6日,名为“中国农业银行长兴县支行”的微博网友,公布处理结果:向环卫工道歉,全县农行所有网点将设饮水点。

  ——环卫工缺的不仅是一杯水,更缺尊严。(湖南 王承继)

  新闻漫画:想卖西瓜先买“保护伞”

  

    7月5日,有瓜农反映,在河南省巩义市城管执法局设立的瓜果临时便民点卖瓜,须先出资500元购买统一的帐篷和太阳伞,否则就不能卖瓜。媒体报道后,巩义市城管执法局6日回应称该费用系无偿使用的押金。7月7日,再次回应称将全额退回押金,并免费提供遮阳伞给瓜农使用。

  如果真如巩义市城管执法局所言,这自然是件便民好事,体现出对瓜农的人性关怀。可仔细琢磨,其中蹊跷甚多:帐篷和遮阳伞上,均印有某通讯公司的广告,而瓜农得到的收据上也盖着某通讯公司的财务章,并未注明所收款项是“押金”。假如媒体未曝光,这笔以某通讯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会不会就此“有去无回”?倘若真是如此,这哪里是在卖遮阳伞,分明是借公权力强行推销“保护伞”。文/图 陶小莫

今日论点
深读
经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