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公器成“私物”

　　沈德良

　　7月5日凌晨，深圳两名司机因闪灯催车起争执，其中奥迪车上的女司机，当即打电话招来一辆警车，下来4名便服男子围殴湖南籍捷达司机皮某近20分钟。皮某赴附近派出所报案，竟然发现打人者开的车就停在该派出所内。目前，警方表示，打人者是巡防队员，将对其私用警车进行处理，而开奥迪车的女司机为“普通群众”，不方便透露具体身份。

　　众所周知，派出所属于国家的公器，不是收人钱财、与人消灾的镖局;同样，受雇于派出所的巡防员，亦不是替人看家护院的“私丁”。也从这一点讲，不论打人者系何种身份，都无法摆脱公权私用的嫌疑;退一步说，即便这几个召之即来、来之能打的打人者是按日领薪的“临时工”，派出所同样当负连带之责。由此断言，当地警方对于此事依旧在沿袭藏着捂着的传统方式，于问题的解决无任何益处——换个地方，换种方式，体现着国家公权的执法人员，依旧有可能蜕变成权势者的“家丁”。

　　要厘清这桩貌似街头治安纠纷背后权力传递的“线路图”，就必须弄清楚奥迪车女司机的特殊背景，它是弄清楚公器蜕变成私物的关键环节。按照警方的说法，此女司机仅仅是“普通群众”。但不难想象，现实生活中，哪一位普通群众能有如此能耐，仅凭一个电话，便可让一群驾着警牌车辆的“临时工”心甘情愿地在街头拳头相向?同样，如果涉嫌公共纠纷，哪位群众的身份能让公安机关左右为难、闪烁其词?更何况，捷达车司机的身份早就公布，而这位作为“普通群众”的奥迪女司机，莫非还有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前后因果?因此，要“晒”出奥迪女司机的身份，就须先弄清楚站在她背后的权力。没了权力撑腰，这位女司机会如此张狂?

　　从“我爸是李刚”的张扬跋扈，到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儿子率众夜闯民宅、刺人重伤还扬言“我爸是国法”的不可一世，诸如此类的、让人多少有些见怪不怪的社会现象，说明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着一种靠权力摆平一切的心理，存在着一种“靠山吃山”的“权力文化”。

　　变公权为私产，是“家天下”皇权意识的变种。与贪赃枉法之类相比，这种窃公权为私权，变公器为私物的行径，是与共产党的宗旨、理念背道而驰。容忍这种现象的存在，无异于在掏空这个政权合法性的根基，吞噬者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努力，其危害性不言而喻。

　　外语院系应吸引男生而非排斥女生

　　程思明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公布的录取结果，今年人大在提前批小语种录取北京考生时，首次区别男女划分数线，文科男生分数线601分，女生分数线614分。

　　如果说国防生“男女有别”尚能被理解和接受，外语院系实行“男女差异化”招生，且之前无足够的信息透明与公示，使得其刚一“出来”，便招致非议。

　　以分数线来调节外语院系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就曾经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改变小语种专业“男少女多”的现状。然而，这样一个美其名曰“合理调配”的制度干预，不但建立在损害女生受教育权利的基础之上，到现在也并没能改变外语院系“女多男少”的现实问题。

　　更令人担心的是，将男生降分录取作为调节专业报考的杠杆，一旦被过度利用，反而造成更多的问题——降分政策仅局限于不被男生热衷的外语院系，对当前理工科招生“男多女少”的现实，却没有采取针对女生的降分政策，实有“重男轻女”嫌疑;高校招生理应遵循从高到低、志愿录取的原则，降低分数吸引男生报考，也有悖于高考公平原则。

　　男女兴趣、爱好、特长不同，在一些专业上比例失调，也属正常，本不应干涉。如果比例失调到严重的地步，干预也应循自然之道。如外语等院系，尤其是小语种，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翻译与教师等工作，对男生吸引力不大，如果在专业设置上加入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等，就有可能吸引男生。一言概之，外语院系的招生，应吸引男生而非排斥女生。

　　外语院系“男女有别”录取的现状，折射的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不仅有高中文理分科利弊的教育思索，更有就业现实、学科歧视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在对这一问题纠偏之时，“差异原则”的使用，需要先经过科学论证，而且公平公正任何时候都不能戕害。那种粗线条的治理方式，不顾实际的一刀切政策，往往可能被畸化为顾此失彼的典型案例。

　 不能打“放风加辟谣”的太极拳

　　金真

　　7月5日，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主任赵鹏林透露，在未来的11号线上将增加特色服务，如特设行李架的车厢和买双倍票可有座位坐的VIP车厢等，引起争论不断。就在争论激烈之际，深圳市又对VIP车厢的概念进行了辟谣，该市轨道建设办三部部长周丽又说，并没有所谓的“VIP车厢”计划，而是构想在机场快线上设立“大件行李专用车厢”。

　　这一辟谣也就意味着，公众忙活了两天，发表了这么多的议论，原来都是基于无中生有的自娱自乐。可是，之前提出的这些方案或政策，可不是公众杜撰出来的，都是出自明确当事人的一言一句。难道这些当事人都是在自说自话，白日做梦?

　　现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不少方案或政策出台，往往有一个怪异的规律——先是通过非正式渠道，比如研讨会、高峰论坛、记者访谈等进行“放风”，然后再看媒体和公众的反应，如果没有太多抵触便立即发布，可若是反对声强烈，则果断予以“辟谣”，将责任推卸为记者的误读、公众的猜想，自己则全身而退，甚至还表现出无辜之态。

　　有关部门制定方案或政策时，应当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呼声，集公众智慧来不断地提升政策的功效。但这种“放风”模式是在听取民意吗?从表象上来看，“放风”之后引起了公众的争议和探讨，似乎是在倾听民意。可一旦民意反对后就立马不承认，显然是在玩弄公众的感情。

　　既然有“放风”的勇气，就应当有正面承受反对声音的担当。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任何方案和政策，既然主管部门想制订定和发布，那么就说明至少该部门觉得是有必要且有道理的，那么大可以摆在台面上讨论，向公众说明理由和想法。公众都是讲道理的，如果真是以人为本，那么就不会不支持、不信任。反过来，如果只是让少数人获益而要牺牲大多数人，那么放多少次风，就得辟多少次谣。

　　“放风加辟谣”的太极拳，还是不打为妙。

　　记住了，不等于忘不了

　　邓为

　　为在重庆推介利川旅游资源，湖北利川市旅游局在重庆做了广告词为“我靠重庆，凉城利川”的广告，随后引起了极大争议。7月6日，利川市旅游局局长表示，不论如何，利川被大家记住了。

　　在娱乐的江湖，搏出位似乎是出名的最好方式，注意力就是经济，有眼球效应便是成功。正如利川市旅游局局长所言，不管如何，“凉城”利川被人记住了，尽管出名的方式是如此另类与出格。

　　如同喧嚣一时的“一座叫春的城市”宣传语一样，“我靠重庆”依然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语双关——我说的明明是这个意思，你不能想成是那个意思，或者要的就是你想歪的那个意思。

　　大家都想“歪”了，但真要打起嘴战来，恐怕还敌不过利川市的义正词严：“我靠重庆”，是说依靠重庆，不许用“我靠重庆”来表述这个意思，那不许说的话恐怕就多了：靠亲戚、靠同学、靠朋友……所以，重庆市工商局要求相关广告公司迅速撤换该广告，利川方回应称，该广告没有恶意，是经过了一系列正规程序审批的，如果强行撤换，将起诉重庆媒体伯乐公交广告有限公司。

　　对于演员而言，闹绯闻是搏出位的常见选择，“叫春”与“我靠”俨然就是某些城市宣传制造的绯闻。但演员的演技才是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出了名的利川，是否真有让人趋之若鹜的旅游资源，还得有硬功夫。暂时被记住了，不等于以后忘不了。如果只是弄些噱头大于实质的口号，对城市发展而言，其实就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而摒弃好大喜功，好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化传统，一个质朴口号也可以叫响千年，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被记住了的利川，准备好了吗?

　　一句话评论

　　四川眉山考生高考志愿遭篡改案近日告破，犯罪嫌疑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老师李某、万胜高中教导处副主任徐某等已经被公安机关刑拘。据悉，每“成功推荐”一名学生，他们可获三河职业学院奖励1200元。

　　——买生源、卖假大学生，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己。(河南 赵李全)

　　安徽三义镇政府工作人员吃喝欠债17年未还近日被曝光，债主刘梦夫向法院起诉。随后双方“达成和解”：三义镇政府首次偿还14059元，余款按每年3万元分期还清，预计到2019年刘梦夫能拿回全部欠款。

　　——“白条”赊吃，不能由财政埋单。(湖南 邵宇平)

　　7月7日，温州街头，两个三四十岁的女人手提黑色袋子，开着红色小轿车，沿大街小巷寻找伏茶点送钱，不愿拍照、不愿透露姓名。两人仅在东门红日亭的伏茶点就捐款6万元。

　　——免费伏茶既是爱心符号，也是文化传承。(浙江 刘名串)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太阳宫公园设有应急避难所，却被违规改建为卡酷水上乐园。记者来到太阳宫街道办事处询问此事，从宣传科、文教科再到规划科，各科室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集体不知情，一起推责任。(北京 吴语中)

　　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洛阳市的一名初中生却被老师发起的一场“民主投票”强迫退学了，参加投票的是这名学生所在班级的全体同学，学校也对此投票结果表示认同。

　　——让学生赶走学生，教育之耻。(上海 李沪武)

　　浙江省长兴县一位环卫工人，去当地一家农业银行讨水喝，被驱逐门外。7月6日，名为“中国农业银行长兴县支行”的微博网友，公布处理结果：向环卫工道歉，全县农行所有网点将设饮水点。

　　——环卫工缺的不仅是一杯水，更缺尊严。(湖南 王承继)

　　新闻漫画：想卖西瓜先买“保护伞”

    7月5日，有瓜农反映，在河南省巩义市城管执法局设立的瓜果临时便民点卖瓜，须先出资500元购买统一的帐篷和太阳伞，否则就不能卖瓜。媒体报道后，巩义市城管执法局6日回应称该费用系无偿使用的押金。7月7日，再次回应称将全额退回押金，并免费提供遮阳伞给瓜农使用。

　　如果真如巩义市城管执法局所言，这自然是件便民好事，体现出对瓜农的人性关怀。可仔细琢磨，其中蹊跷甚多：帐篷和遮阳伞上，均印有某通讯公司的广告，而瓜农得到的收据上也盖着某通讯公司的财务章，并未注明所收款项是“押金”。假如媒体未曝光，这笔以某通讯公司名义收取的“押金”，会不会就此“有去无回”?倘若真是如此，这哪里是在卖遮阳伞，分明是借公权力强行推销“保护伞”。文/图 陶小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