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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2012-07-02 21:31:20 [来源:湖南日报] [责编:荆彩] 字体:【

  放大职业道德的传递效应

  张渤宁

  三位杭州客人将装有3万元现金支票和8000元现金的钱包丢失在一辆出租车上。正当大家心急如焚时,的哥王小国将钱包及时送还。为此,杭州小伙张翔在微博上写道:“武汉的哥好样的!”张翔还留下了王小国的电话号码,表示近期大家还要去几趟飞机场,一定要预定王师傅的车。(7月1日《长江日报》)

  一段“完璧归赵”的故事很感人。然而,说到底,的哥王小国所做的只是严格践行自身行业的职业道德,如此而已。相反,假如不能坚守,他或将卷入纠纷、或被警方调查、或因此丢失工作,甚至可能受到法律的处罚——然而,行业、职业层面上的好员工,放之社会的层面,仍不失为一个好人,一件好事,甚至可以给他人带来激励、启发,给社会带来向善的引导效应。社会由各种职业关系组成,职业道德对社会及社会道德的重大建设意义可见一斑。

  职业道德被良好地贯彻,除了对整体性的社会道德有“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还往往具有“局部放大效应”。这起好人好事中,完璧归赵的是的哥王小国,然而,乘客衷心感激的却不仅仅是王师傅一人,而是“武汉的哥”这一群体,甚至是武汉这座城,所有的武汉市民——与其说乘客是感情冲动犯了“以偏概全”的“错”,毋宁说乘客的观察是多么敏锐:是见微知著,是“尝一脔肉而知一鼎之调”!因此,“局部放大”,与其说是失实地放大了优点,倒不如说是开放地放大了视角。这是行业改善、进步的可贵契机。

  无法预料,一名好的哥能否扛得起一个行业、一座城被给予的赞美、被寄予的期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武汉出租车行业应当从王小国师傅因“完璧归赵”而赢得“订单”的“现世报”中,深刻意识到职业道德的无比光荣和现实必要,并以此为契机带动整个行业职业道德水准的提升。

  其实,职业道德,固然一方面给服务对象带来了便利和益处,于从业者以及行业自身,也同样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前不久被媒体热捧的“油条哥”刘洪安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职业道德,用之不善是伤人伤己的“双刃剑”;坚守践行,有所规约,却是实现最大利益、互惠共赢的法宝。

  制度的 “区伯”比公民的“区伯”更可靠

  张正英

  区少坤被广州人尊为“区伯”。他有两部手机:用来随手抓拍被私用公车,再“晒”上微博,并回复网友留言。6年来,有100余部私用公车被他曝光。在微博,他的认证是“公车私用监督达人”,有着3万“粉丝”。有人说他“有钱有闲”,但他每月仅480元低保费,一家四口租住在不足48平方米的房子里。6年来,他因为曝光公车私用而经常被人骂、被吐口水,几次被打。(6月30日《新京报》)

  一位老人能这么长时间义务地、甚至不求一丝精神鼓励地监督公车,这样的执著精神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其实,公车私用和每一人都有关,因为它的车轮一旦私奔,“奔”掉的可是纳税人白花花的钞票。如果每一位纳税人都具有“区伯”一样的公民意识,担起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那么何愁不能卸下公车私用的“任性之轮”。然而,不少人在“难得糊涂”的条幅下,过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日子,叨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正是不少公车敢于大摇大摆地私用的生存土壤。

  当前,公车私用现象已成为公众广泛置喙的一种机关恶疾,严重耗蚀着政府的廉洁指数。若从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颁发《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算起,公车改革已迈过18个年头,但公车私用这个病灶仍未切除。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曾令人忧虑地指出,许多公车用于公务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其余时间被用于为领导办私事上,每年公车私用费用高达2000多亿元之巨。

  大修“公车私奔”的失灵刹车,已成当前缩减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时无法回避的痼疾。有鉴于此,不妨从制度上鼓励更多“区伯”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造就的 “区伯”,当然比单个公民的“区伯”更可靠,更持久。

  校长握手道别只是责任回归

  刘昌海

  在贵州大学举行的2012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新任校长郑强站了几个小时,和全校8000多名毕业生合影,并一一握手告别。(6月30日《黔中早报》)

  上了四年大学,却不知道校长长得什么样子,这样的事情对很多大学生来说或许并不奇怪。别说学生,就算是普通老师,一年到头见不到校长也是常事。大学校长是大忙人,学生除了在重大集会时可能远远地眺望一眼,或者在学校的宣传图片中能够看到校长,但与校长零距离接触的机会几乎为零。

  正因如此,贵大校长同8000多名毕业生分别合影并一一握手告别,才引来好评一片,校长本人也对自己亲自设计的这一环节颇为自得。不过,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校长为每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并合影留念,这“只不过是一种常态”。我们的校长这么做,只不过是责任的回归,绝非工作的创新。

  有记者曾经问香港浸会大学的老师,那么多毕业生的学位证都要校长本人亲自发,校长会不会累得手发酸呢?该教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学校发给他那么高的薪水,他怎么能连这点事都不干呢!的确如此,对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来说,毕业时获得学位证书是自己大学生涯最重要的时刻,作为一校之长,此时怎能缺席,又怎么能够不尽量做得尽善尽美!

  原清华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说过,“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角色”。遗憾的是,在大学行政化愈演愈烈的今天,很多校长的主要精力,或主动或被动地用到了繁杂的社会事务上,为师生服务反而成了副业。

  如此看来,校长和大学毕业生握手告别,固然值得肯定;但人们更期望,校长们在校园中认真履行“给教授搬椅子、凳子”职责。

  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邓海建

  6月30日,已退役13年的前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徐伟利到医院看病,因为交不起600元的治疗费而泪流满面。目前,无正常工作和经济来源、没有医保等保障、身患肾脏疾病的徐伟利经常向亲友借钱治病,但根本无法应付治疗费用。(7月1日《三秦都市报》)

  曾经的冠军落魄如斯,令人唏嘘不已。有人说这是看病贵的牺牲品,有人说这是医保孱弱的不堪写真,有人说这是举国体制下的“赛”走茶凉……悲悯的腔调一开,冠军就披上永恒有理的“黄马褂”,怪只怪这个社会的炎凉世态。

  事实上,徐伟利正式退役时,地方体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分给其一套70多平方米的住房、6万多元的一次性补贴,并安排其在陕西省青少年体校当教练。也正如徐伟利所言,“说实在的,国家确实对我不薄”。公众无法知悉其后续人生变故的诸多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冠军就该个个一生无忧、国家或社会必然要对之承担“无限责任”?若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高考状元的人生是不是也该装进社会的“保险箱”?超女快男的冠军是不是也该一生活泛在娱乐的“一线”?……怜悯这些潦倒的冠军,但即便再多一个张尚武或者徐伟利,又能说明得了什么?事实上,举国体制不仅没有刻薄大多数的冠军,相反,他们享受到的殊荣与优待,岂是一般人可以比拟?在社会阶层流动与固化的选项面前,我们当警惕“龙生龙凤生凤”的代际逻辑。

  就体育领域而言,冠军的暗自零落或大红大紫,确实令人反思,但更重要的是,阔绰的财政与悲悯的保障体系当秉持起码的底线。在中国,既有李宁这样的成功转型,也有可能出现徐伟利这样的潦倒困窘——须知,如果制度已然公平正义,泛滥的爱心则可能就是另一种落井下石。

  “车队寻狗”,寻出了道德差距

  

    6月30日下午,一支由7辆轿车组成的车队穿梭在成都街头,车队以一辆凯迪拉克轿车打头。不少路人以为是婚车,走近看才发现是“寻狗”车队。车队组织者吴女士称,她的爱犬于21日丢失,部分车是借来的,她认为此方式容易获得更多关注。(7月1日《新民网》)

  宠物养久了,对它有些感情,实属情理之中,可动用车队浩浩荡荡寻狗,的确稀奇。也许主人以期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这种寻狗方式无疑令人反感。尽管钱是你的,怎样安排是个人的事,但这样做还是会让一部分人心存芥蒂。对弱势群体而言,对他们也是一种无声的伤害。

  对于富者而言,不会有人要求你行善布施,但如此明目张胆“刺激”他人,则有不妥之嫌。“车队寻狗”或许会引起更多人的思考——贫富差距经过努力或许可以缩小,但填平道德的鸿沟却任重而道远。

  图/陶小莫 文/万世钢

  ■一句话评论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高艳东近日在毕业典礼中,发表“甄嬛体”演讲,“朕私下想,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众爱卿均是高帅富,众爱妃均是白富美……小三精神,也是浙大人特有的人生哲学:只做不说,明知没地位,坚信有机会。”

  ——虽然现场赢得掌声阵阵,难免狂欢后的落寞连连。(浙江 吴语中)

  审计署报告称,铁道部在未按规定招标的情况下,投资1850万元请张艺谋拍摄形象宣传片。短片长5分钟,平均每秒钟耗资6.16万元。

  ——形象有了,就不知是否正面。

  (湖南 邵宇平)

  深圳罗湖区近日公布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案。流浪乞讨、露宿人员出现在主干道(严管路),次干道(重要路段)和其他城市道路(控制路段),分别给予不等的扣分。

  ——见不得乞丐,算不算“城市洁癖”?

  (广东 刘大伦)

  2012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中国女排以1胜4负的战绩名列第五。中国女排主教练俞觉敏称,“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不敢吃肉,导致队员在体能和体质上明显下降。”

  ——是在找借口,还是真无奈?

  (浙江 张莉茜)

  从7月1日起到9月10日,从早上9时半至下午5时,南京市11个人防工程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供市民们休闲纳凉。

  ——物尽其用,实实在在惠民生。

  (江苏 王正高)

  郑州保姆张芸因不满雇主拖欠工资,将雇主手机藏起来。直到雇主报警后,她才知道那款手机值6万多元。6月27日,郑州管城区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2万元。郑州中院二审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想起了2003年的“天价葡萄案”。

  (河南 武正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