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该取个怎样的名字

　　邓海建

　　提要：我们在关注改名，“农民工”却在关注欠薪——此间的疏离与断裂，在于其真实的生存语境。“农民工”的尊严，需要公平的制度和体制来维系

　　“农民工”这一称谓或将成为历史。12日，在广东省政协召开的“双转移”监督视察工作动员会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汇报中首次正式用到“异地务工人员”提法，并透露今年全省将从中招录3317名基层公务员。(4月13日《广州日报》)

　　改名当然是善意，叫起来顺口，听起来温情。但是，“农民工”这称呼究竟是褒是贬，不在于专家的生花妙笔与舌灿莲花，而在于其真实的生存语境。

　　“农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这个名字吗?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说，“如果待遇不平等，叫什么名称都不是滋味，改变名称的时候更要想到实现‘农民工’的平等待遇”;胡小燕代表说得更直白，“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农民工’的称呼只是个代名词，叫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工同酬，福利待遇能够得到实惠就行了”。

　　改名有改名的道理，但权利和福利也许更富有价值评判标准。譬如教师职业，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这样的纠结，恰恰是名不副实的尴尬。实践而言，很多地方都给“农民工”改过名字，比如东莞的“农民工”被称为“新莞人”、深圳的“农民工”被称为“来深建设者”等，尽管心理认同感有所增强，但就“农民工”的处境与地位来看，似乎并没有多少明显的裨益。

　　客观而言，“农民工”这个称呼，确实凸显着城乡壁垒、户籍鸿沟的意味，但骨子里的问题，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劳永逸。更为“幸福工”，不见得幸福指数就蹭蹭往上蹿;改为“上帝工”，也不见得就真的拿“农民工”当上帝。如果只是希图以改名的方式来调整群体间的权利与福利落差，那么，顶多只有字面上的意义。

　　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几年“农民工”地位的提升，除了与劳动力红利的结束、市场供求关系的逆转有着关系，更与制度体制的发力分不开。我们在关注改名，“农民工”却在关注欠薪——此间的疏离与断裂，在于其真实的生存语境。“农民工”的尊严，需要公平的制度和体制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