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挽救孩子的足球梦想

　　在女足世界杯决赛前，泽穗希表示，世界杯是日本女足的梦想。

　　果然，决赛中，泽穗希们的足球梦想恣意绽放，将20年来始终坚持的技术流演绎到极致，打破欧美的垄断，登上世界之巅。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12年前的决赛，与美国队巅峰对决的也是一支亚洲球队——中国女足，不过点球大战美国姑娘笑到最后。12年后，“铿锵玫瑰”成看客，漫天樱花“笑春风”。日本足协曾制定“足球发展百年规划白皮书”，仅仅过了12年，日本女足就从当年一场不胜的“鱼腩部队”，实现华丽“蝶变”，成功问鼎。同样的12年，昔日的“铿锵玫瑰”却由巅峰走向衰败。

　　“铿锵玫瑰”无奈凋零，在于后继无人的悲哀。据统计，日本现有3万注册女足球员，而中国只有400人。在足球这个靠金字塔堆积的项目上，中国和日本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急功近利的足球发展机制，造成中国女足的青黄不接。通过举国体制的圈养模式，中国足协将有限的预算赌博式地全押在一两支专业队中，却放弃了本该担负的长远责任——青少年培训体系，导致后备人才急剧萎缩，联赛水准逐年下滑。

　　日本“樱花”恣意绽放，正是得益于良好的足球发展百年规划，完善的青训体系，和始终追求技术流的战术打法。足球是一项平民运动，它的生命力在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已经融入日本中小学的教学体系，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一项运动，也铸就了日本足球坚实的金字塔塔基。

　　而在中国，“足球从娃娃抓起”似乎只停留为一句动听的口号。当孩子们被应试教育围追堵截，被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摸一下球都成为一种奢望时;当中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体育课时被大量挤压，学生缺少必要的运动，体质逐年下降时;当四周高楼林立，校园足球场地匮乏，孩子们抱着球无处可踢时，开展校园足球又从何谈起?青少年足球情何以堪?

　　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必然组成部分，体育教育的缺失是社会和民族的悲哀。体育必须回归教育、回归校园，但是数亿家长和孩子们多年来喊破嗓子，也得不到改观。

　　“铿锵玫瑰”的衰败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问题，而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社会问题。

　　谁来挽救孩子的足球梦想?谁来拯救中国的足球梦想?一切都得从问题的根本入手，从改变中国现有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入手。

　　日本足球如何崛起?

　　·政府出台《日本体育振兴计划》

　　·竞技体育靠财团与体育协会“造血”

　　从1988年首次提出要申办世界杯，到1996年提出发展足球的“百年构想”，2000年出台《日本体育振兴计划》，日本的足球发展正朝着他们既定的宏大目标体系，踏实迈进，并逐步收获回报：2002年与韩国合办男足世界杯并闯入16强，2010年再次晋级男足南非世界杯16强;2011年女足世界杯首次晋级8强便一举折桂……

　　这样的成就让中国人汗颜的同时，也在好奇：日本足球是如何崛起的?

　　曾在日本留学6年，并对日本体育发展现状有着多年研究的上海体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肖焕禹教授，18日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认为，日本足球的成功是必然的。

　　肖焕禹介绍说，在日本，足球运动是除了棒球、相扑运动外，最受人民喜爱的体育项目，这是日本足球崛起的重要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日本足球乃至整个日本体育的发展均得益于日本的一整套成熟的体育发展机制。

　　日本政府在2000年出台的《日本体育振兴计划》中，明确了从2001至2010年日本体育发展的总体目标及其为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重点涉及了少年儿童的体育发展计划。在日本，青少年足球选手已达60万人。而中国足协掌握的13岁至19岁的注册小球员仅有3000人，加上学校里踢球的学生也不过10万人。

　　“日本的体育行政部门下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就是说，体育和教育同属于一个行政机构管，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在学校里普及和发展的。”肖焕禹说，中国的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相互分离，这是中国运动员“没有文化底蕴”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优秀运动员必须是头脑聪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

　　“另一方面，日本的竞技体育主要来自体育财团和体育协会。”肖焕禹表示，日本共有11个体育赞助财团，此外，日本各地也有特定的都道府县助成金制度，民间团体的助成金对体育的振兴发挥了重大作用。

　　“学校普及发展青少年体育，社会和财团合力‘造血’竞技体育，日本较为成熟完善的体育机制成就了日本体育的崛起。”肖焕禹说。

　　中国体育如何借鉴?

　　·青少年体育从校园抓起

　　·体育机制应更科学化运作

　　相比日本体育与教育的结合发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训练学专业女足方向研究的怀化姑娘杨晓明，则向记者讲述了她的足球经历。

　　“我最初喜欢并接触足球，是源于1995年观看中国女足的比赛。”杨晓明说，自己受到中国女足姑娘在场上顽强拼搏精神的感染，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就开始自己找老师练球。”

　　杨晓明的足球成长之路在她看来，纯属一条“野球路子”。“在怀化迎丰路小学上学时，学校体育课没有教过足球。”杨晓明说，在小学和中学期间，她都没有接受过足球教学课程，“尽管当时不少同学都喜欢足球运动。”

　　杨晓明表示，自己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女足方向专业的同学仅20余人。“当时在全国，女足专业的同学屈指可数。”毕业后，杨晓明曾先后在北京市的两所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她向记者透露，4年教学经历中，她发现喜欢足球运动的小学生很多，“我上课时会教他们踢足球，不过学校并没有明文规定要求加入足球的授课内容。”

　　杨晓明的经历在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足球方向研究副教授谷贻林看来，反映出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的一个无奈现状：青少年教育中的体育教育缺失。

　　谷贻林认为，体育的金字塔培养模式注定了大部分位于“塔基”的普通运动员不会最终走向竞技之路。“他们如果脱离了学校教育，将无法适应社会，这就是大部分退役运动员走向社会后找不到工作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学校教育中如果不普及体育，将使大部分对体育有兴趣、有潜力的孩子无缘受到体育教育的权利。”

　　肖焕禹分析，中国的现行体育机制运作仍然有着“教育和体育理不顺关系”的矛盾，只有更加科学化运作体育机制，将青少年体育从校园抓起，“才会有更多的家长愿意让孩子从事足球运动。”

　　湖南青少年足球教育现状如何?

　　·女足起步晚，参与人数少

　　·体育与教育部门工作难融合

　　湖南足球一直在寻找“春天”，然而与湖南职业足球尚能在全国高水平联赛中占有一席之地相比，湖南青少年足球发展才刚刚起步。

　　谷贻林介绍说，湖南的女足运动普及和发展较为稳定的大学包括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衡阳师范学院，中学有长沙市15中、南雅中学、益阳14中，“这些是在全省各级别的女足比赛中，能够保持稳定队伍，连续参赛的学校。”谷贻林说，在近些年的全省中学生足球赛中，女足的参赛队伍一直维持在5、6支左右，而大学就更少了。

　　省足协秘书长徐正印则告诉记者，在全省的小学中，只有长沙市的“校园足球”开展较好，长沙市的长塘里小学、德馨园小学等7、8个小学的足球运动开展得较为出色，“其他市州的校园足球则较为落后。”

　　“由于近年来中国足球的负面新闻增多，家长也不太愿意让孩子踢足球。”谷贻林说。

　　湖南校园足球发展的另一个困境是体育与教育部门存在着“理不顺”的关系。谷贻林解释说，国家体育总局对“校园足球”非常重视，每年有不少的财政拨款资助，不过落实到地方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时，就“理不顺关系了”。

　　“体育部门的计划需要教育部门来具体落实，教育部门会如实照办吗?”据谷贻林透露，长沙市有中学存在“校园足球”计划弄虚作假的现象。“某所重点中学原本按计划要组织足球比赛，但经费到了，却没有组织比赛，而是虚填了一个比分报上去。”

　　“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如果只靠体育部门‘一头热’，是注定发展不好的。”谷贻林说。

　　【链接】

       观点一：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发展体育不只是体育部门的事，体育与教育应该结合发展。

　　肖焕禹(上海体育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在日本，发展体育不只是体育部门的事，教育部门对体育的支持力度非常显著。200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确立目标：到2010年使儿童和青少年的体力和运动能力有所上升，同时减少没有运动习惯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比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2005年开始，日本总务省也与文部科学省一起公布了振兴体育的体育基地建设计划，拨专项经费支持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举办传统的全国体育大会。体育与教育本来就是不可分的，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体育和教育必须相互融合发展。

　　谷贻林(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足球方向研究副教授)：中国的部分家长和教师让学生从事体育运动的功利性太强：要么为了高考加分，要么为了成为特长生获得大学保送资格。这样的现状远不是单靠体育部门能够解决的，体育与教育应该结合发展。

　　观点二：举国体制只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政府部门的管办不分，将导致竞技体育生命力的缩短。

　　肖焕禹：举国体制是在特殊时期，为了快速发展竞技体育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体制在一定历史时期起到了大幅度提高竞技体育发展的目的。但随着社会转型，竞技体育发展如果全部依赖体育部门管与办，忽视了竞技体育的社会化，这样的竞技体育是没有生命力的。

　　谷贻林：在体育发展中，公共体育部分(包括校园体育、群众体育等)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包括体育、教育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但是竞技体育应该逐渐让位于社会与市场。

　　本报记者 邓晶琎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