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叫高爱生，是祁阳县梅溪镇太子村村民。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县文富市镇政府欠我46000多元钱。十多年来，我年年上门讨账，可至今仍是两手空空。

　　1996年10月，祁阳四建公司与文富市镇签订“修建镇街道路合同”，后委托我全权负责修建，并要我向镇里交了10万元押金。可没过多久，因上级有关部门不批征土地，修建道路合同只得废止。文富市镇于1997年至1999年分5次退还我押金款81100元，尚欠18900元。在此其间，该镇还与我签订了修建镇卫生院基地推土方合同，工程完工后，经结算应付我27101元。时任镇党委书记在收据上签了字，要主管财务的副镇长付款。但镇里几次推脱说：镇政府没钱，等有钱了再通知我。可镇里领导班子换了两届了，也没人通知我。2007年，我多次找新一届领导班子，镇领导不是说正想办法，就是说镇里没有钱，等有钱再付给我。

　　2009年6月，我上访到县委办，县委办批转到了文富市镇。可当我找镇里主管财务的王副镇长时，他说镇里欠我的18900元押金镇里会还给我，但那27101元工程款是镇中心卫生院欠的，要我找镇卫生院要。我找到卫生院王院长，他说镇卫生院的建筑基地是镇里提供的，该款他们不能承担。要我还是找镇里或找县卫生局要。随后，我去了县卫生局3次，卫生局龚局长答复我说：“当时全镇老百姓每年每人都交了几元的卫生基金费，这是一个专项基金，上交的钱在镇里，这钱一定要镇里付给你”。我再次去找镇里，他们又把我推到县卫生局。

　　今年1月17日，我又到镇政府催账，但找不到主要领导。我找到镇财政所一名会计，她说镇里根本没有钱，除非上面拨专款还老账，才有可能还钱给我。我打电话给镇里管财务的镇人大陈主席，她也是这么说。

　　时至今日，文富市镇答应还我的18900元押金我没拿到，27101元工程款更是没有踪影。这十多年里，我跑了不知多少路，问题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级政府对老百姓怎能如此赖账不还呢，这可是我辛苦做工的血汗钱啊!我恳请上级领导关注此事。

　　高爱生

　　调查附记：

　　日前，记者在祁阳县见到了高爱生，这是一个已年过花甲的老人。他苦笑着说，这笔欠账他从黑发讨到了白头。老人从口袋里掏出当年和镇政府的合同，无情的岁月已让纸张发黄发黑了。记者看到，18900元欠款的日期是1996年12月31日，盖的是乡镇人民建设办公室的公章;27101元工程款的日期是1997年9月23日，盖的是镇人民政府的公章。毫无疑问，这两笔钱都是当初镇政府欠下的。高爱生是一个善良的人，虽然他知道10多年的4万元和现在的4万元远不能能比：“那时4万多元能建一栋房子，现在差不多要10倍的价钱了”，可他在记者面前没有提一句利息，只是希望将4万元欠款讨回。

　　文富市镇人大主席陈冬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她解释说，现在的文富市镇是1995年撤区并镇成立的，当时，高爱生在祁阳县三建公司做工，镇里便委托他修路，搞三通一平，并收了他10万元押金。可合同没签多久，这个项目被县里叫停，合同便终止了。然而当时镇里财政很困难，押金被挪作它用了，镇政府退不出钱来，最后还欠了他近2万元。修建卫生院也确实欠了高爱生的工程款，至今未付。为此，镇里曾找县卫生局，想由他们来承担，但卫生局不承认这笔欠款。现在双方已达成一致意见，这笔欠款还是由镇政府来偿还。

　　陈主席向记者诉苦说：除欠高爱生的钱外，镇政府目前共有280多万元的欠款，其中主要是工程款。比如当年修镇政府办公楼时，上面的拨款是50万元，但实际花了100多万元。县里没有还欠款的专项资金，镇政府只能每年从40万的公务费中省吃俭用，挤出10万多元用来还银行的利息，根本无力还欠款。4月中旬，在高爱生多次讨要的情况下，镇政府只得象征性地给了他2000元钱。至于到底能哪年才能还清账，她不知道，镇里只期望有一个化解乡镇债务的政策出台。因此，面对一批批的讨债者，他们做的也只能是解释工作。

　　事实上，不仅仅是文富市镇，记者了解到，如今还有不少的乡镇都因建办公楼等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有多少能力就办多少事，居家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一到政府机关就不明白了呢?记者在文富市镇政府看到，目前，镇里又正在兴建计生办、文化站大楼，陈主席说，这是用上面拨下来的专项资金修建的，记者也衷心希望它不会在文富市镇的债务上又添上一笔。

　　本报记者 史学慧 欧金玉